本刊记者 邱苑婷

半晌，电话那头没了声响。

我没敢吭气。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终于，对方憋出了断断续续的几个词，带着明显的哽咽。

“不好意思，”对方是援鄂结束、刚回广州的精神科医生刘恩益，说到一位年轻护士某一天晚上把自己所有的账号密码都告诉了父母，父母抱头痛哭了一整晚——然后她突然哽咽，“不行了。”

“完全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她坦承。她有过在急诊科值班的经历，她能想象那些护士跟她诉说与回忆的是怎样惨烈的画面。护士若无其事地和她说那段时间：回家倒头就睡，睡醒第二天，“回去面对新的死亡。”

刘恩益对这八个字印象格外深刻。无常成寻常，背后是深刻的无力。“看到患者就像看到黑洞，越来越疲惫。”有医护在巴林特小组里这样分享。有人避而不谈，有人一旦引出话题就停不下来，有人一到晚上就胸闷心慌喉咙痛，不时被“我是不是被传染了”的念头惊醒。还有人跟心理医生说，“你们应该早点来。”

他们在疫区听到了各种关于死亡的形容。那种喘不上气的感觉，有人说像溺水，也有人说像跑马拉松，永远也跑不完看不到尽头的那种。讨论半天，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王振最后下结论：“还是更像溺水。”

奇怪的是，他三岁的小女儿在视频里不跟他说话了。以前女儿叽里呱啦说个不停，自从他来武汉，每晚视频时，女儿不说话，就摸手机，“摸得我很难过”。妻子问女儿，你为什么不跟爸爸说话？你摸手机干嘛？她说我想摸爸爸的脸。

采访广州援鄂心理医疗队的时候，他们正处于14天隔离期，有时间把过去一个月的故事好好整理一遍，也再消化一轮自己的情绪。在武汉，他们两点一线地从宾馆到医院，再从医院回宾馆，路上几乎没有人，车也少；一回广州，扑面而来的是草长莺飞和人车嘈杂——他们从未在任何时候比当下更感到勃勃生机。

采访前几天，他们所在的医疗队刚出了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全是阴性。”有人在群里发鼓掌的小表情。

隐隐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一半。出发前，他们剪短了头发，每个人都打了针胸腺肽，以增强免疫力。医院为每位队员准备了一个行李箱，其中一半已经塞好了各种防护用品、消毒液、牙刷杯具毛巾……只需回家装上衣物，行李箱拉上便可随时出发。

同批医疗队的郭耀光有个三岁的儿子，出发前，家里人说要拍张合照。儿子知道爸爸要出远门“打病毒”，可能一个月见不到了，坚持要拿自己的小手机拍。郭耀光想，儿子大概觉得这样他自己想看照片的时候方便。找了大半圈也没找见，眼看爸爸要走，儿子急得大哭起来。

合照最后还是用大人的手机拍的。照片里四口人，大人们都在笑，只有三岁的小男孩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