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张进

小说集《耶稣之子》，这部1992年出版的薄薄的小册子，让约翰逊一举成名，并成为短篇集里的经典之作，受到众多作家的推崇。《自由》的作者乔纳森·弗兰岑说：“我信仰的神，须有丹尼斯·约翰逊那种智慧和幽默感。”

《耶稣之子》是一个酗酒的瘾君子的生活片段，他无时无刻不在找酒精、鸦片、安非他命和海洛因，仿佛这些是地球上唯一的食物；他流连于廉价酒吧、贫民窟和破小的公寓，为二十八块钱盗窃缆线，和女朋友争吵、打架，因激情无法发泄而四处追逐性爱，被突然的死亡所震慑，却只能用诙谐的方式消解生命的恐惧。

《耶稣之子》，（美）丹尼斯·约翰逊，姚向辉译，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本雅明评论《追忆似水年华》时说，“这部作品的创作条件是极不健康的”，丹尼斯·约翰逊的《耶稣之子》同样如此，而且普鲁斯特和丹尼斯·约翰逊的“疾病”都走向了自我沉溺，虽然结果完全相反。普鲁斯特的自我沉溺成为寻回往日时光的必由路径，约翰逊则陷进了生活的烂泥塘。

与小说人物有些类似，约翰逊曾沉迷于酒精和毒品，“担心自己变得清醒。”他就这样活在半真半幻里，乐在其中，似乎还认为这样可以获得灵感，写作如有神助。但事实上，当他戒掉酒精和毒品，让自己重又清醒，他的写作能力才开始爆发。通过《耶稣之子》的叙事口吻推测，正是在清醒之后的某天，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年轻，于是扭回头，看到年轻时的往事历历在目，写下了这些片段。

从表面看，《耶稣之子》由十一个短篇组成，但每个短篇近乎没头没尾，把整本书联系起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堕落”青年的生活片段节选——小说里的“我”无时无刻不在找酒精、鸦片、安非他命和海洛因，仿佛这些是地球上唯一的食物；他流连于廉价酒吧、贫民窟和破小的公寓，为二十八块钱盗窃缆线，和女朋友争吵、打架，因激情无法发泄而四处追逐性爱，被突然的死亡所震慑，却只能用诙谐的方式消解生命的恐惧。与此同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以及周围人物的命运：

“我们都相信我们活得悲惨，因为我们喝得酩酊大醉。我们都有那种命数已定的无助感觉。我们会戴着手铐死去。我们会半路横死，而且还不是我们的错。”

如此“堕落”的生活是有些“肮脏”，至少约翰逊因为这部作品被贴上了“肮脏现实主义”的标签。不过，如果你在恰当的时间翻开这本书，跟随凌乱的叙述进入故事，是联想不到“肮脏”这个词的，只有凌乱，这是作者为沉迷酒精和毒品的自我代言人“我”所安排的叙事方式，读起来自然而然，就像在听一个烂醉的人讲故事，这时我们本也不会指望他逻辑严谨、条理分明。其实就连这凌乱也有优雅的内核，因为故事里不只有凌乱，还有诗与哀愁。这是一种平衡术？我想不是。类似《追忆似水年华》里普鲁斯特的眼睛，当你回看自己的过往时，眼神总会变得柔和多情，这是时间带来的心灵的柔软。

我把睡袋像斗篷似的裹在身上

子弹般的雨点砸在柏油路面上

顺着水槽哗哗流淌

思绪可怜巴巴地移近拉远

旅行推销员塞给我的药片让血管内壁好像被刮了个干净

下巴疼得要命

我叫得出每颗雨点的名字

我未卜先知

首篇《搭车遇祸》里的句子，分行后即是诗。这种阅读感受有时会在亨利·米勒的作品中遇到，而在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里则显得过于明显。

总体来说，这部作品老老实实，让人想起老酒鬼布考斯基。某种意义上，丹尼斯·约翰逊就像“垮掉一代”和布考斯基结合的后代，只是不太爱说脏话，离“堕落”的深渊比前者更近一点，比后者更远一点。他们活在社会边缘，躁动不安，准备蹉跎一生；他们面带凶相，但灵魂易碎，宛若玻璃。《耶稣之子》中的人物，就像一面面灰色玻璃，待在耀眼的阳光下，像社会中的异物，却透明，甚至纯粹。“他的头发难得那么干净，那么金亮，就仿佛哪怕来到地下，阳光也还在照耀他。”在知道外号叫“旅馆”的人因持械抢劫可能将在监狱里待上二十五年后，“我”看向“旅馆”的眼神中，透露出哀歌的色彩。

更明显的例子在末篇《贝弗利休养所》的末尾处：

“这些男人中的大部分在死的时候都早已离开她，沿着各自孤独的道路走了下去。他们和我们差不多，只是运气更差劲。躺在阳光灿烂的小房间里，我对他们充满了亲切的怜悯情绪，悲哀于他们没法再活过来，沉醉在我怎么也想用不够的悲哀中。”

“我”对他人的怜悯是“肮脏”生活中的另一面。“我”怜悯他人，希望得到友谊

（“我愿意当那个帮他们渡过难关的人”）

，渴望被爱

（“每走一步，我都会因为我永远也找不到的那个人，那个愿意爱我的人而心碎”）

，想望生命。

最终，在小说集的最后两篇里，“我”进了西雅图综合医院接受治疗，又在贝弗利休养所做兼职，其中一份工作是触碰众人——那些痴呆症患者、身体畸形者、双腿残缺者——他们需要被触碰，但很少得到这样的机会。“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像他们一样，很少得到别人友善触碰的机会。

兼职期间，“我”爱上窥视一个洗澡的女人，常常因此错过最后一班巴士。“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堕落？我明白你的问题，而我的回答是：你开玩笑吧？这算不了什么。我曾经还要堕落得多。我早知道自己会有更糟糕的行径。”

作者在故事临近结尾处不失时机地让“我”进行了自我讽刺，像是一个坏孩子在说“我就是个坏人”，而我们知道，这是一次自我掩饰，一次内心敏感之人不愿暴露自己的自我保护，偷窥洗澡也只是个幌子。当女人的丈夫回家后，“我”依然在偷窥，因为“我只想看着他们一起在家的样子。”这种样子，对“我”来说，意味着从未有过的平静与幸福。

作者：张进

编辑：董牧孜，张不退 西西；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