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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海燕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7期,原文标题《受伤害者的隐秘联盟》,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从我开始意识到我不可能是唯一受过性侵的人之后,我仿佛拥有了某种特殊视角,渐渐发现光我的身边,就有5个被严重性侵过的孩子,几乎可以构成一个样本齐全的受害者生态群了。那些我以为跟我一样毫无异状的朋友中,在童年时代受过伤害的比比皆是。他们只是和我一样,永不忘记却又永远沉默而已。
口述/叶梓 记者/王海燕
性侵的发生和终结我被雷劈了,读初中以前,我一直都是这么看待这件事的,我指的是性侵,但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词。我大概知道强奸的含义,但即使在心里面对自己,我也无法使用这么尖锐的词语。“被雷劈了”是我认知里为数不多的词,可以用来指代这件事,两者的相同点很多,比如同样置人死地,同样概率微小,同样带着某种重大的道德指示。
其实我的记忆比较温吞和模糊,只记得大概是7岁的时候,小学二年级,季节已经比较模糊了,也许是夏天,似乎持续到秋天,但到底持续多长,其实真的不记得了,记忆不是以逻辑形式留下的,而是清晰的场景画面。
其中一个人是我表哥。我成长在重庆东北部的农村,爸爸的兄弟姊妹总共6个人,成家后最远的两家人距离也不超过1公里,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农村大家庭,我是大家庭里唯一的小女孩,有一大串堂表兄,他们总是争着领我出去玩。
其中一个比我大4岁左右的表哥对我尤其好,我妈在我长大后跟我形容,是“家里有好吃的,就会过来把我扛去他家”的那种好法。但她这辈子应该都不会知道,后来这个表哥把我扛到了他家二楼的床上。他当时已经上初中了,在镇上寄读,周末才回家,而我还是个懵懂的白痴,谨遵大人的教诲,要听哥哥的话。
并不止一次,我后来回想,这件事应该可以随时停止的,如果我喊停的话。但真实情况是,我还蛮听话地遵照他指示,裤子是我自己脱掉的,这件事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很诡异了,但我的身体的确没有受到伤害。
我醒悟得有些迟,事实上,同样在那段时间,我家的邻居,一个20多岁的待业男青年,频频用“巨款”也把我带上了床,“巨款”大概就是5角、1元。那时候我并不缺零花钱,我妈是那种怀孕时去县城上过胎教课,别具一格的农村妈妈,即使她后来出门打工了,在寄回的钱里,也有专门给我的零花钱,完全够我在同龄小朋友里摆谱了,她一直警惕我和弟弟“见小钱眼开”。
但那个邻居的邀请里带有一种微妙的激赏。比如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他家里,那个小女孩也希望得到一个“机会”,他几乎用一种鄙夷的态度说:“你?”然后就把那个小女孩轰走了。那个小女孩的花裙子不如我的漂亮,平时总是拖着鼻涕,邋里邋遢的,即使在小朋友当中,也是不受待见的,看着她“悻悻地”走了,我感到某种似乎进入成人世界的虚荣。
事情很快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有的时候,他家里还有其他人,他也带我过去,去他家满是柴草、破棉絮和蜘蛛网的半地下室里。那间地下室一边靠公路,一边靠着田地,平时住着一个会到处晃荡的精神病人。从这间地下室开始,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屈辱,但我似乎依然没有尝试过喊停止。我大概一直都知道这件事不好,但还是任由它发展了。也许那时候我会害怕他生气吧,我从小就被夸奖成是乖巧听话的模范孩子。
事情后来停止得比较偶然。那一次,是因为我姑姑就在地下室外锄地,我听见她高兴地和人打招呼,她的锄头扣进干燥的泥土里,发出有节奏的“擦擦”声。那个声音我现在回想起来,还非常清楚,仿佛就在我耳朵边上。这让我突然非常不舒服且恐慌,我第一次激烈地反抗了,当然被揍了一顿,没有揍脸,揍了肚子和胳膊,还被掐了脖子,我怕姑姑听到,疼得牙齿都快咬掉了也没有吱一声。一场嘴巴被封住的对抗。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了比较剧烈的身体伤害,但真正要命的是,我还得在那个猪窝不如的地方整理衣服和头发,然后笑着走出去。我从小就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小孩,这种屈辱完全突破了我的底线,让我几乎在突然之间天灵开了窍,顿悟般地意识到,我遇到了一件极其重大的坏事,比我曾经掉进粪坑差点淹死、考试拿不到第一名、跟我妈赌气假装喝农药,远更重大得多。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次从地下室出来回家时,我奶奶在门口洗衣服,比我小两岁的弟弟看到我后立刻告状,“姐姐最近总是跟那个××一起玩,不带我”。我带着巨大的惊吓狠狠瞪了他一眼,然后被我奶奶以同样的眼神瞪了一眼。我不知道奶奶是看出了什么端倪,还是只是稀疏平常地警告我一下,我没法向她确认,她也什么都没问。那个眼神成了一个意义辽阔而无声的终结。
我再也没跟那个人和我表哥说过一句话,直到现在。
沉默是许多孩子唯一懂得的“性教育”,却无法让他们避免再被伤害
和大多有过类似经历的女孩一样,读初中以前,我一直笃定地认为,只有我遇到过这么糟糕的事情。真的太糟糕了,不是吗?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大概有一两次,我听见奶奶和邻居谈起一些奇闻怪事,比如某个女孩子在油菜田里被糟蹋了,她们用的就是“糟蹋”这样的词语,就像庄稼苗子被野兽啃掉了,只能重新种一茬那样的糟蹋。她们当然认为野兽坏,庄稼苗子没什么错,但总归,这样的庄稼苗子废掉了。真是遗憾。
她们都是那种善良淳朴、廉耻分明的农村妇女,所以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窸窸窣窣的偷摸感,然后在我靠近的时候戛然而止,生硬地扯点“今天早上吃的啥啊”之类的话题敷衍了事。但其实她们一点都不会撒谎,她们不知道,和所有的小孩一样,我完全能够领会她们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即使她们绝少谈起,即使她们欲言又止,我也看得懂她们脸上转瞬即逝的表情,我沿着她们表情的纹路,清晰地看到三个字——“天塌了”。
所以刚上初中,一些小男生给我写情书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是少女的虚荣和羞怯,而是巨大的绝望,感觉自己配不上他们任何一个人。其实那时候我还没长残(开玩笑的啦),人缘不错,成绩几乎永远第一名,但我就是觉得那个巨大的秘密正在腐蚀我,我已经烂掉了。我听到“贱”这个字会默默地呆坐在椅子上。
然后到了初中三年级,有一天,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突然从自习室里把我拖出去,抱着我痛哭起来。那时候我们班上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但这个朋友不是,她爸爸是乡镇干部,她住在家里,如果晚自习放学太晚,她就不回家,而是去她家旁边她爸爸办公楼的宿舍里睡觉,她的一些男生朋友也经常在那栋楼里出没。她告诉我:“本来挺好的一个哥们,平时也一起玩,那天玩得太晚了,结果他把灯一拉,就出事了。”
我当时非常惊愕,她是那种很凶的女孩,穿很酷的运动套装,头发和男生们一样长,也和男生们一起玩,随时都敢扇人巴掌,简直有种中华田园少年黑帮老大的气质,因为看起来不服管教,家长和老师们都对她头疼不已。从表面上看,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女生,但她居然被强奸了,并且同样不知所措,同样崩溃到痛哭流涕,同样觉得自己完蛋了。我突然意识到,她根本不是什么少年黑帮老大,她依然只是个小女孩。
并且当时她还有非常切近的忧虑,她害怕自己怀孕了。我们都没有怀孕的系统知识,只模糊地知道怀孕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们俩当然都吓坏了,除了在惊恐中痛哭和等待,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任何解决办法,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但我们互相都心照不宣地知道,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以寻求帮助。幸运的是,她没有怀孕,秘密没有被暴露。我们俩依然是好朋友,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
但秘密被隐藏并不等于消失。读高中后,这个秘密在我心里不断发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同桌给我听了一首吴虹飞的非主流歌曲,描述了一个女孩子被强奸后自杀的故事,我听完立刻崩溃了。症状就是不说话,连续几天里一句话都不说。
我当时是科代表,去教室办公室领作业本的时候都不喊“报告”,但老师们并没有发现异常,只有我的同学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我怎么了,拼命逗我说话。其实我平时是一个非常闹腾的女生,被形容为“笑起来楼都要塌了”,但那几天我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好像一开口,秘密就会自动喷口而出,我要像缠上胶带那样封上嘴巴。
后来我看挪威作家尼尔斯·弗雷德里克·达尔写的一本小说《去朋友家的路上》,描述了一个小男孩被性侵后,形容自己的嘴巴如同被封住了。于是我发现,原来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都懂得要绝对沉默这个真理。
但独自承担一个还在不断发酵的秘密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我把这个秘密写进了日记,结果还是惹来了麻烦。当时我有一个从小学就非常好的朋友,在县城另外一所高中上学,周末来看我,我不在宿舍,她就在我的座位上顺手翻出我的日记本,然后顺手打开看了看,等我回到宿舍之后,她已经离开了。
我看着被动过的日记本,立刻疯了,逃课在宿舍里痛哭流涕,逼着另外一个好朋友半夜把当事人拎到我面前,跟我道歉,发誓她什么也没看到。其实我后来发现,即使她看到了那则日记,除了知道我遇到了某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以外,连5个W这样的基本信息都得不到。因为觉得实在太羞耻了,我根本没法使用正常的词汇把这件事情描述清楚,只是一堆啰里啰唆的抒情而已。所以我怀疑她其实到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但我又不可能去跟她确认和解释,对吧?
这一次因为情绪过于反常,也惊动了我常年不在身边的父母,他们似乎隐隐觉察到了什么,在电话里拼命逼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被谁欺负了,我当时已经在崩溃的边界,但最后还是守住了防线,什么也没说。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这是一场战争,守住秘密,自损八百,守不住,双方各损八千。
但从那过后,我的确意识到,我需要倾诉,秘密本身也是灼烧人心的一部分。
人群里的相似者那时候我也偶尔上网,但并没有想到过在网上倾诉,我不相信陌生人能够带来安慰,更不信任网络的隐秘性。直到那时,我依然认为童年被性侵是一件发生概率极其微小的事情,所有人看上去都非常正常。
那次情绪崩溃没过两天,我就告诉我最好的两位朋友了,我绝对信任她们,我第一次尝试完整地向别人描述我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但就像日记所体现的,新的问题来了,虽然当时我已经高三,语文考试常常全班第一,却根本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描述一场性质恶劣的性侵。除了色情意味浓重的粗俗俚语以外,我没有任何有关私密部位和“性”相关的词汇量,只记得托尔斯泰的《复活》里用过“诱奸”这个词,似乎比较恰当,但我总不能真的这么说吧。
后来,她们告诉我,我当时说得断断续续、七弯八拐,简直像在说梦话。所以实际情况是,我以为说清楚了,她们同样连时间、地点、人物这样的基本信息都没搞清楚,只是连蒙带猜地知道我可能遭遇了什么事。但我非常感谢她们,她们听得云里雾里,却一个字也没有逼问我,她们只是一个人沉默地抱着我哭,另外一个则告诉我,她读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孩子被高年级的男生欺负了,全班都知道了,从此活在所有人异样的眼光里。我想:“天哪,所有人,如果是我,我大概会去自杀。”但她说那个女孩子没有,我觉得好多了。
这件事还给了我一个重大的启示,那就是,我并不是被雷劈了,雷劈的命中率不会这么高,我的身边一定还有其他人遇到过这种事情,她们只是像我一样从来不说。后来经过谨慎地试探,我在身边的朋友中又发现两个女生。
她们是性格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那种朴素的高中女生,微胖,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沉默寡言,性格孤僻,有一种纤细的文人式敏感。她告诉我,她小时候被自己的表哥猥亵过。她是在上大学后某一次QQ聊天时告诉我的,当时我们好像是在讨论一本小说,我先说,她后说。
另外一个则相反,是个非常活泼的姑娘,漂亮,高中就会去烫头发了,学习一度也很好,非常热情,是班上民主选举出来的团委书记。但也许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她小的时候被亲戚猥亵过,高中后又被同年级的女生带出去,当着那个女生的面,遭到社会青年的轮奸。我们是在某次喝醉后互相坦白的,还是我先说,她后说。但这一次我被震惊得更多,因为她遇到的事情实在太糟糕了,而我们学校还是全县最好的高中。
我不知道她们分别都是怎么度过自己漫长的独守秘密的生涯的,但我可以确定,除了我们互相简略的倾吐以外,她们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时候我还默认,一个秘密一定能够交换到另一个秘密,如果对方也有的话。但过了很久,久到我们可以以一种学术的口吻谈论儿童性侵话题时,那个曾经一言不发抱着我哭的朋友告诉我,她被自己的亲哥哥性侵数年。结束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被她表弟撞见了,在亲戚聚会时懵懂地嚷了出来,嚷了一半就被喝止了。后来,这件事再也没有发生过。她不知道她的父母后来是否制止过她哥哥,但全家人都没有再谈起过这件事。我则终于明白了她对她哥哥奇怪态度的根源。她比我的嘴更紧,也许是她的痛苦更剧烈,就像我没有向那个有类似经历的初中朋友倾诉一样,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等级序列。
倒是后来,上大学后,我和那个漂亮的高中女同学,还有一帮同班男同学喝酒,我已经倒下了,看起来大概是人事不省的样子,但其实我的意识还挺清楚。我听见她对一个喜欢了我很久的男同学说:“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姑娘,真的。”然后又强调了很多遍。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语气让我一个激灵地醒悟到,她说的“很好”,完整的意思是,“她真的依然是一个清白的姑娘”。
哦,清白,这是悬在每一个幼年被性侵过的孩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被猥亵的男朋友后来从我交男朋友开始,出于一种奇怪的洁癖心理,我都会在关系开始不久后就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的反应非常有趣。
其中一个男朋友是高中同学,也是一个小混混,我告诉他后,他也许是觉得必须要表明一下态度吧,所以他挺认真地问我,要喊兄弟一起去把那个人揍一顿吗?我犹豫了一下说,再说吧。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干脆砍死算了。当然,这件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因为我们非常快就分手了。
不过砍死的想法是真的,大概是上大学前后的一段时间,我非常认真地设想如果弄死那两个人怎么样,为此还重读了一遍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复仇其实只是比较微小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想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极其信任的朋友以外,还有两个烂人也知道这件事,我简直如坐针毡。
上大学后有几次我回到老家,还碰到过那个邻居,我们当然没说话,我看到他一如既往地立刻避开了,有时候我都怀疑他已经忘记这件事了,但我总感觉能从他的眼光里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猎取感,我觉得屈辱、恶心和恐惧。
我还有一个男朋友试图带我去看心理医生,但后来我们也很快分手了,所以再次不了了之。但最令我意外的情况是在北京交往过的一个男朋友,和这个男生交往得也很短暂,他是个程序员,爱好摄影和马拉松,经常做义工,性格也很开朗,读大学的时候搭车旅行还被采访过,总之,看起来是一个生活积极、工作优秀的社会主义新青年。
因为这件事确实给我造成了一些处理亲密关系上的困扰,所以秉承我一贯的原则,觉得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说清楚吧,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听完我简短的说明后,他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既然你这么信任我,我也坦白吧。
接着他告诉我他读初中的时候被自己的亲姐姐多次猥亵,多次趁他睡觉时拉开过他的裤子拉链,用手玩弄他的生殖器。每一次他都假装睡着,但其实他每一次都清清楚楚,他躺在那里,恶心得想吐,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起过这件事。
我不知道这是否给他造成了什么影响,但他的确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这件事给我带来的震惊不亚于初中时,好朋友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因为他是男生,并且来自另外一个相对发达的北方省份,而不是我那民风清奇的西南老家。
于是,我哭笑不得地发现,光我身边就可以形成一个样本丰富的受害者生态群了。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认真地审视,在我和我周围这些沉默的朋友里,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共同点,我们曾经有的是留守儿童,有的是父母亲自教养;有的在偏僻农村长大,也有的一直身处大城市;父母有农民和打工者,还有公务员和成功商人;有的家里鸡飞狗跳,但也有的家里幸福和睦;有的人调皮捣蛋,但也有的听话温顺;有美得闪闪发光的,但也有相貌平平的。
如果一定要说大家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我们身边都有荷尔蒙旺盛蠢蠢欲动的青春期少男少女,都有癖好奇特的成年人,他们的手伸向我们时,我们要么懵懂无知,要么无力反抗。我们的父母师长虽然营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暗示我们,如果被伤害,我们就成了被丢弃的破布娃娃,但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们,要小心什么人,要小心哪些行为,要如何喊停。我们被伤害完全不是被雷劈中了,而是带着巨大的必然性。
我今年26岁了,在外人眼里非常顺风顺水,一路都是好学生,一路顺利升学,一路顺利地从重庆老家来到北京,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如果从表象上看,我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受害特征的女生,甚至还谈过几次正常的恋爱。我的那些朋友们也是,有当老师的,有在电视台做编导的,有做翻译的,有做普通白领的。
我已经足够幸运,知道自己不孤单,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联盟,总不能定期开个互助会讨论会什么的吧。我真正获得谈论性侵这件事的能力,几乎是在工作好几年后才具有的。我在大学时就从理论上毫不动摇地确证了,在对等的爱的前提下,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性侵儿童是一种确凿无疑的违法行为甚至刑事犯罪,受害者无辜,污名化者可鄙,身体贞操观不值一驳。
但现实远更复杂,真正的自我意识重建是远更艰难和漫长的事情。我们无法真的像谈论被狗咬了一样谈论被性侵。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条给被性侵者的建议,建议者告诫被性侵者,永远不要对任何人,尤其是熟人说起这件事。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但如果幕布不被撕开,这种保护注定也是脆弱的。
有时候我想,如果对性侵的谈论禁忌是一场社会学实验,那真是太成功了。围观者扭曲的性道德和沉默完美地耦合,筑起了一道困住受害者的围墙。假如人群中有一半孩子曾被性侵过,那另外一半人一定以为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而那些被伤害过的一半人中的每一个,则会以为,只有自己是唯一被困住的。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有机会看到,浓雾之中,咫尺之内,遍地都有小孩被困在围墙里了。
有一件事,我倒觉得可以提一下,那就是在我能够正常谈论性侵这件事以后,我从内心里真正原谅我的表哥了,他曾经也只是不谙世事的青春期男生,没有人教导他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更加年幼的我,他不一定真的想过要伤害我。我不会接受他的道歉,但我的确原谅他了,我希望他早就忘了这件事。至于那个邻居,在看到他的时候,我还是挺想砍死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