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晚期的希腊化
屋大维作为罗马帝国元首制的缔造者与第一任罗马皇帝，其一生都在为维持罗马和平，制衡权力斗争而劳累。从公元前31年击败安东尼始，直至公元后14年屋大维去世，长达四十五年的执政生涯让屋大维给罗马帝国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政治遗产。屋大维整合议员，实施经济改革，大规模扩张罗马领土，这些举动无一不给未来的罗马帝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屋大维一生拮据，从不擅用职权或炫耀财富，言行得体，对贵族礼貌，对贫民慷慨，严格恪守传统价值观的他被无数罗马人所敬仰。但也正因这种对罗马传统价值观的执著，让他对共和国晚期的社会风气与政治常态疾首蹙额。
要理解屋大维为何如此厌恶共和国晚期的社会风气，需从罗马人的希腊化开始说起。罗马建立之初就深受周边的希腊城邦以及伊特拉斯坎人的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大多都为建筑风格以及军事规划。罗马早期并没有足够的能工巧匠来建设城市，亦没有自己的军事规划，所以外聘了许多希腊工匠，同时也学习了希腊的方阵作为主要的军事阵型。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共和国政府已经对希腊的宗教有了初步的接触，并将传统的罗马神明与希腊的奥林匹克神明融合到一起，进而缔造出了罗马的古神体系。其中耳熟能详的有朱庇特，维纳斯，戴安娜等。
希腊文化真正开始渗入并对罗马的传统价值观发起冲击大约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为公元前200-196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为公元前172-168年）。这两场战争奠定了罗马在希腊半岛的庇护国地位，同时也加大了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的来回交流，俩者文化之间差异的碰撞也愈发激烈。
罗马人一向把“Gravitas”（严肃），“Disciplina”（纪律），“Temperanptia”（节欲），“Fides”（信用）“Comitas”（友善风趣）等价值观视为社会稳定的根基，而首当其冲的“Pietas”（责任心）更是罗马人建立庇护制度的基础。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最理想的罗马人应是一个严肃保守，恪守纪律，公私分明，履职尽责，友好又不失风趣的人。也正是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导致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相对稳定，庇护制度也十分牢固。但这些价值观却与许多希腊的文化与价值观相差甚大。
在古希腊的价值观中，首当其冲的便是ἀνδρεία（勇气）与δικαιοσύνη（正义）。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以雅典为首的城邦们，十分注重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希腊人对个体的能力、成就以及功绩的崇拜程度远胜于同时期的罗马共和国人。一个理想的希腊人，应该是像阿基里斯，赫克托尔，赫尔克勒斯一样，为了正义，不惧强敌去面对困境。
在这两种看似都十分正面但是不同的价值观下，滋生出了不一样的社会风气。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对炫耀财富和权力的人嗤之以鼻，公开的炫耀财富与跳梁小丑无异。罗马人的炫耀，要么是将军胜利凯旋，要么便是私下相互吹捧。当然私下吹捧这种行为亦是不符合严肃与节欲的价值观，不过比起公开还是要好上许多。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每个人都是别人庇护人，亦都是别人的被庇护人。人们因为对彼此负责才得以建立起共和国政府社会的纽带。由于罗马人喜欢严肃和纪律，巧舌如簧、能言善辩的人往往并不受到大家的待见。罗马的法律亦是如此，一板一眼，白黑分明。而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能从罗马人的是非观念中看出与古希腊的不同了。
同一时期的希腊，以雅典为例，男性多以自我为中心，民主的投票动力往往是基于每个选民自身的利益。他们崇尚能言善辩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他们敬佩雄辩的演说家，崇敬那些为了正义牺牲自我的英雄人物。同时希腊的社会风气也比墨守成规的罗马人要开放的许多（这里仅指男性）。达官显贵在有妻室的同时，往往会同时在外交往男宠。对于他们而言，男性对于女性的所属并不能表现男性的权威，而真正的权威来自男性对其他男性的征服，于是男宠文化在希腊十分盛行。对于这一社会而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负责与罗马人大不相同。抛开心怀天下之人不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希腊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他们不像罗马，有着近乎强制性的社会契约来将庇护人与被庇护人绑定在一起。不过也正因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在社会中亦不会受到惩罚，即人人遵循自己的个人利益。
罗马人对希腊文化一经接触，就沦陷于其先进的政治思想、哲学理论以及数学科学，无数罗马贵族开始主动接受希腊文化。但与此同时，亦有无数的贵族对希腊文化的渗透产生了极大的抵触，反对派中最为有名的就是马克·乌斯·加图，又称老加图。他作为罗马帝国公元前195年的执政官，十分反感希腊文化给罗马所带来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文化在罗马开始发挥效益。到共和国晚期的西塞罗执政，前后三巨头时期，法律已不再有明显的黑白，而是取决于双方律师的巧舌。贵族开始愈发利己而不在乎被他们庇护的平民。整个上流贵族社会也渐渐开始淡化传统的家庭观念，无论男女，都开始在婚后寻求刺激。婚外恋、男宠等风气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其中男性贵族居多，但仍不乏有女性贵族。希腊的男宠文化也在罗马愈发流行，越来越多的罗马贵族开始享受征服同性所带来的地位提升。（注：征服男性在希腊文化中被视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与现代人所理解的同性恋不一样。）
这些社会风气亦被上流社会人士推上了新的高峰。著名诗人卡图卢斯便是最好的例子。他是罗马共和国晚期近代诗歌的代表人之一，其作品大多行文轻佻，内容色情且暴力。往往在文学渲染和修辞手法的背后，隐晦的表达着辱骂。卡图卢斯常常用拉丁语翻译和修改许多古希腊的诗歌结构，来进一步的表达上述的这些元素。
这种希腊化的社会风气大多流行于贵族之间，骑士阶级与平民阶级在大体上任然保留着罗马传统的风气，这也导致骑士阶级被夹在两者中间，而平民则对贵族们愈发抵触。贵族之中仍不乏保守派对这种败坏的社会风气持有极大的反感，但是声音早已没有老加图时那么激烈，大多数贵族都欣然接受了这些希腊化所带来的改变。然而在为数不多的保守派中，有着共和国的最高权威-屋大维。
屋大维身穿大祭司的衣服。雕塑名称为：Via Labicana Augustus，存放于National Museum of Rome
宣扬传统宗教
在讨论屋大维针对传统所做的一切社会改革之前，笔者想先讨论一下屋大维在宗教中的作为。因为价值观本身是基于大家的道德标准，而古典时期的道德标准，往往要追溯到宗教中古神给人所树立的形象。这也正是屋大维实施社会改革的第一步，重新让人们对传统的罗马神明们重拾信心。
笔者曾在之前有关屋大维的文章中提及过，在屋大维的政治改革中，为了建立一个以奥古斯都为中心的帝国，屋大维曾担任过大祭司一职。在职期间，屋大维曾要求让罗马士兵对他宣誓效忠，进而达到巩固军心的效果。而这些宣誓效忠屋大维的在职士兵，退伍后则仍然保留了向皇帝宣誓的这一传统，进而将这一宣誓仪式扩散至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让奥古斯都的头衔在人们心中扎根。但屋大维在担任大祭祀一职期间，所作所为却不仅如此。
之前笔者讨论这一话题时，侧重点为屋大维的政治改革，故此并未深入探讨屋大维为了恢复罗马传统的宗教文化所做出的一系列举动。屋大维在任期间，罗马帝国内许多传统的神庙已经因连年的战火而荒废，许多地区甚至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去献祭的神庙。由于多年的共和国内战，许多罗马人也对传统的罗马古神：朱庇特、朱诺、密涅瓦等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许多不归属于罗马古神体系的埃及神明与东方神明也开始进入罗马人的视线。如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小亚细亚的女神西布利，具有帕加马王国特色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等。这些本不属于罗马传统神明体系中的诸神也开始在民间拥有大量的簇拥者。随着罗马统治下的文化愈发多元化，信奉拿来主义的罗马人自然也开始接纳这些被征服者们的神明。
对于屋大维而言，他无法接受传统古神的落寞。虽然他对其他地区的神明并没有恶意，但罗马传统的宗教信仰被人们放置一旁是不可接受的。早在屋大维担任大祭司一职之前，他便在权限之内作出了许多举动来振兴罗马的传统宗教。公元前26年，史学家卡西乌斯迪奥记载，屋大维 “在帕拉蒂尼山丘上为太阳神阿波罗建立了全新的神殿，并在四周建立了许多图书馆。“（Book LIII 1.4）公元前25年，屋大维命好朋友阿格里帕建立了万神殿献给罗马诸神。公元前22年，屋大维于罗马城内建立了巨大雄伟的朱庇特神殿。而建成之后，屋大维自己也经常前去拜访（Book LIV 4.2）。
屋大维在公元前12年担任大祭司一职之后，更是加大了这方面的建筑工程。如公元前9年的瓦肯圣坛（Alter of Vulcan），献给火神瓦肯。公元前7年的和康科迪亚女神神庙，献给和谐女神康科迪亚。屋大维当权期间，以他的名义重建和改建的罗马神殿数不胜数。屋大维曾在自己的回忆录《功德录》中回忆道，他“在罗马帝国内重建了82所神殿”。而伴随着这些神殿建立的，则是罗马帝国领土扩张的接连报捷，屋大维将罗马的版图正式扩散到了整个地中海以及日耳曼地区。人们也渐渐地对罗马的传统宗教重拾信心，并且对屋大维愈发崇敬。与此同时，屋大维也重新带回了许多荒废许久的宗教节日与宗教活动，这其中包括宗教庆典，宗教献祭，以及许多公共娱乐活动。这些活动贵族们可以通过参与其中来提升自己的威望，平民们也可以在四周凑凑热闹，时不时还可以蹭吃蹭喝。一时间在罗马，屋大维的声望被推向了顶峰，也为罗马人重新珍惜传统礼仪习俗打下基础。
帕拉蒂尼山丘之上阿波罗神殿的残骸
曾雄伟壮观的朱庇特神殿的遗骸
婚姻法改革
在大兴土木试图振兴罗马传统宗教之后，屋大维开始从婚姻法入手来挽救共和国开放到放荡的贵族风气。在罗马共和国的传统中，离婚本身所受到的惩罚并不严重，加上共和国晚期大多贵族对待婚姻十分随意，离婚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但这也导致婚姻本身渐渐失去了神圣性和持久性，贵族与富家子弟之间离婚频率大大增加。这对于传统的罗马人来说，是十分不能接受的。为了降低离婚率，屋大维开始颁布法律着手打击出轨，包养男宠或女宠等行为。
在传统的罗马婚姻法（Lex Julia de Adulteriis Coercendis）中，出轨或对伴侣不忠这种行为属于出轨方对伴侣的个人犯罪。根据传统法律，应该由被害方聘请律师控诉出轨方。法官会根据是否属实来判决出轨方给被害人提供补偿。在这种传统法律下，出轨人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制裁完完全全取决于其伴侣是否控诉。但如果双方各自都有出轨行径，并且双方心照不宣，那么出轨一行为自然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况且控诉对方出轨这一行为本身便有损家族声誉，即便只是一方不忠，另一方也可能会因为照顾自己的声誉以及家族的颜面而忍气吞声。很显然，传统的罗马法中，对出轨的约束性并不强，约束大家是否出轨的根本依然是人们对价值观中“pietas”（责任心）的遵从。
屋大维认识到了在贵族与商贾之间，传统价值观已不再是主流价值观，于是开始着手修正婚姻法。屋大维于公元前17年颁布了修正版婚姻法。新婚姻法中明确表明，出轨这一行为不再是单纯的家庭矛盾，而是刑事犯罪。出轨的一方不仅仅会受到被害人的指控，同时也会被共和国政府所指控。如果证据确凿，那么出轨方将面临共和国政府的法庭审判。
新的法律中也明确道明了出轨的惩罚：“dummodo in diversas insulas relegentur”。即流放至意大利外的小岛。如果双方都出轨的话，那么两方将被分别流放至不同的岛屿，并且二人的部分财产将会被没收充公。对于罗马人而言，远离罗马城就意味着远离了政治与经济中心，而被流放至岛屿则更是与终身幽禁无异，已是非常严重的刑罚。新的法案还指出，如果儿女或儿女的伴侣出轨，那么家族的族长有权力将出轨方处决。而第一个被新的婚姻法推出去杀鸡儆猴的，便是屋大维唯一的女儿，茱莉亚。前文曾提及，茱莉亚在已婚后依然四处勾搭情人。最后屋大维不得不忍痛将茱莉亚终身流放至意大利外的文托泰内岛。
为了防止现有的贵族，骑士，与平民的分层被打乱，同时亦是为了防止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屋大维颁发了一系列针对公共场所集会与阶级婚姻的法案。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屋大维十分反对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婚姻，屋大维并没有彻底禁止，但是他也很大限度地限制了这种跨阶级婚姻的频率，比如财产或社会地位的要求。为了防止平民子弟勾搭贵族或贵族子弟强抢民女等事情发生，屋大维通过元老院下达了新的法令。在露天剧场，圆形剧场，和竞技场等公共娱乐建筑设施内，平民与贵族的座位必须分开。往往最前排的座位为议员们保留，往后则是贵族，骑士，士兵，平民等。这样安排下来，所有人的地位一目了然，也自然也不会出现混淆。
石板上雕刻着罗马人庆祝婚礼的场景，现存放于大英博物馆
税收法与继承法
新的婚姻法与集会法成功地抬高了离婚的成本与出轨的代价，也成功地扼制住了许多贵族男女出门沾花惹草。但对于屋大维而言，仅仅只是通过惩罚来约束人们还不够，他需要动员罗马人，让所有人再度把罗马传统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奉为主流。为此，屋大维开始着手修改对罗马家庭影响重大的税收法与继承法。为了提高人们的道德准则，屋大维开始用法律的手段来让家长们生养孩子，并对孩子们负责。这样不但可以来弥补共和国晚期的人力匮乏，同时也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担任父母的角色。而身为人父，人母的罗马人，往往对罗马的传统价值观更有好感，因为他们有家庭的负担，对身边的人有不得不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既然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不得不承担起责任，那么这些父母自然也希望身边的人亦能承担起责任。这是罗马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庇护制度的基础。
屋大维十分喜欢孩子，他喜欢看别人享受家庭所带来的温馨。公共场合下，他不止一次对有家庭，有子女的罗马人表达赞赏。并为了鼓舞更多的罗马人结婚、生子，承担父母的责任，他会亲自为那些生子超过三个的家庭提供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而这些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支持，可能是政府给出的经济补贴，可以是屋大维私下资助，也有许多是税收上的福利。
屋大维本人十分厌恶私生子与未婚先孕。在罗马，私生子享受不到任何来自父辈家庭的优待，也无法成为父辈家族的被庇护人，其存在本身一旦传出去也将大大损害家族名誉。屋大维相信，通过支持这些合法的婚姻家庭，奖励多生孩子的父母，可以进一步减少罗马社会中私生子的现象。
不仅如此，屋大维还支持家族财产由家族的合法子女来继承，抵制私生子与情妇夺取家族遗产。为此，屋大维于公元后5年颁布了罗马史上第一则遗产税法案（Lex Iulia de vicesima hereditatum）。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传统之中，继承人将由死者的遗嘱决定，可以是直系亲属，也可以是领养的子女，但无论是这两者的哪一种，都没有任何遗产税的规定。屋大维的遗产税法明确指出如果继承遗产的并非直系亲属，那么共和国政府将从所有所得遗产财富中征收二十分之一的遗产税，也就是百分之五。这个比例看似不高，但是却能很大程度上扼制人们将遗产留给非合法子女或非直系亲属。毕竟遗产税的主要目标群体是富有的骑士，贵族与议员。他们往往有着大量的田地及资产，换作任何人，也不愿将这些财产拱手送人。
通过给成家立业的夫妇提供福利，鼓励人们生育，并且扼制私生子以及家族外人的继承权，屋大维的措辞成功地让那些社会风气开放的贵族们收敛了下来。但仅仅只让爱惜羽毛，视财如命的贵族收敛还不足以达到屋大维构想中的效果，于是屋大维在整治了贵族们的生活与家庭之后，开始试图改变罗马社会中的舆论导向，并开始针对那些缺乏道德底线（以罗马传统为标准），对情爱，出轨等主题毫不避讳的诗人们。
屋大维和他的家人。展现出了屋大维心目中理想的罗马家庭的样貌，所有家庭成员穿着朴素。雕刻在罗马城Ara Pacis上方
奥维德的流放
屋大维在任期间，罗马共和国的诗歌以及文学作品风气两极化严重。要么就是遵循传统的古典史诗作品，或者抒情文艺的诗歌，如著名史诗诗人维吉尔的《依尼特》，或文艺诗人贺拉斯的《讽刺诗集》，《世纪之歌》等。而另一种，则是风气开放，内容雅俗共赏，但又常常在过分表达性爱，暴力等话题的新时代诗人。这类诗人比较有代表的便是卡图卢斯和奥维德。二者虽然并不是统一风格，也不属同一诗派，但二人的诗歌与文章皆是文坛风气开放的最好代表。
奥维德与卡图卢斯最大的区别便是，卡图卢斯在屋大维当权之前便已经去世，然而奥维德在屋大维当权时，正值壮年。奥维德凭借自己优秀的文笔以及风流写意的人生态度，在罗马有着大量的簇拥，其中贵族，平民皆有。奥维德也随着年龄的增长，笔下的诗歌与文章也愈发大胆。公元后2年，奥维德完成了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Ars Amatoria》，中文称《爱的艺术》/《爱经》。这本书意在教导男女情爱如何长久，看似无害的意图，但内容的尺度却极大。书内奥维德提供了男性如何色诱已婚女性的指南，如何谈吐，如何幽会，如何偷情，应有尽有。同时奥维德也为女性提供了指南，教导她们应该用怎样的手法才能锁住男人的心。看似浪漫，但在保守的罗马人眼中，俨然是一本偷情指南。随着这本书的名气越来越大，奥维德终于成为保守贵族们的众矢之的，也成功了吸引了屋大维的注意力。
《Ars Amatoria》一书出版之时，屋大维并没有对奥维德采取什么措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屋大维对于违背传统道德之人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同时随着新的婚姻法，税收法以及继承法的落实与扎根，整个罗马社会风气也开始向传统倾斜。这让屋大维倍感欣慰的同时，也越来越不能允许奥维德诗歌的存在。而先后流放了自己的至亲更是给了屋大维沉重的打击，同时也让屋大维坚定了要守护罗马传统的信念。公元前1年，屋大维流放了自己唯一的女儿茱莉亚，公元后6年，屋大维流放了自己的孙子珀斯图乌斯。而流放这两人的原因，皆是因为他们不遵从罗马的传统，做出了道德败坏，给家族蒙羞的事情。
面对至亲尚且能秉公无私的屋大维，终于在公元后8年，将奥维德终身流放至位于黑海的托米斯岛。虽然史料并未记载屋大维对其他诗人是否有过流放，但即便奥维德是屋大维唯一流放的诗人，也足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奥维德无疑在当时是代表着社会风气开放的旗帜，亦是向往开放的年轻人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的流放，象征着一代文学的结束，亦象征着屋大维的传统时代的开始。
奥维德的雕塑，制作于1887年。今日存放在Constanta，罗马尼亚
遵循传统的帝国
屋大维的一系列举措，就结果而言，成功地引导了罗马世界的主流风气，人们开始渐渐地重新拾回了罗马先祖们传统的价值观。人们的家庭观，是非观，以及责任感也随着屋大维的这些政策产生了不小的变化。屋大维在人们的眼中，是罗马传统价值观的救世主。无论他的政治，社会，还是宗教改革，都为罗马人带来了极大的自信心。而这些自信心也进一步转化为崇敬屋大维的动力。屋大维所拥护的价值观，都将被罗马人民们所拥戴。
从屋大维之后，他开创的名为共和国的罗马帝国终于迎来了长期的和平。随着新家庭越来越多，罗马在共和国时期被战火消耗殆尽的人力资源也终于开始慢慢恢复。因为忌惮刑罚，出轨、离婚等行为在贵族之间的频率也开始下降。在屋大维心中，贵族理应为平民树立榜样，若是连受人尊敬的罗马贵族们都在情感上肆意妄为，那么平民又何须约束自己？
屋大维死后，他被元老院投票奉为神明，与他生前敬仰信奉的朱庇特，戴安娜，维纳斯等诸神们一起，接受罗马人的崇拜。屋大维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的价值观与宗教，他也重塑了罗马人的自信心。
Gemma Augustea，刻画着屋大维死后与罗马的传统诸神们一起平起平坐。现存放于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