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此新冠大疫流行之际，但见欧美报刊多邀请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连篇撰写哲学沉思一类文章。貌似小众，实则时需，因为惊魂未定的人们需要哲学沉思，需要短暂的停顿，来弄清我们人类的处境和景况，以明白向何处去，即死亦须死得明白，活也活得更有意义，所谓“人是有思想的芦苇”也。循此，本编辑邀请居住纽约的年逾九旬的作家王鼎钧，居住德国的波恩大学教授顾彬以及居住台北的作家、中华新文化发展协会会长杨渡诸先生，用汉语展示我们的疫之沉思。
2020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援助马来西亚抗疫物资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 （新华社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供图/图）
2003年SARS的时候，我的孩子在台北中兴医院出生。隔天清晨，妹妹就打电话来：“哥，你还不快去把孩子接出来，中兴医院要封院了。”
由于中兴医院有两层楼要作为负压隔离病房，整个院区可能感染，准备封院。而我的孩子还未及做好出生应有的基本检查，不能走。我于是决定住进医院，陪妻与子共渡难关。我无法遗忘那两个夜晚，偌大的医院空荡荡，除了医护站，只有我们一家，有如鬼片中的场景。但恐惧无用，唯有面对解决。
那一段经历，让我对病毒充满敬畏。那是不以人的信仰身份而有分别的侵害，那是唯有小心应对的敌人。
因此，春节前夕武汉传出疫情，我就特别担心。妹妹一家从上海回台一起过年，在老家团聚，共度数日，令人忐忑不安。直到年初四，发觉喉咙疼痛，轻微发烧。她赶紧赴医院隔离检查。护士在抽血的时候，因为初穿防护衣和眼罩，模糊了视线，连血管都找不到。以此可以想见所有人的惊慌失措。一切都是陌生的战斗，我们都在学习。第一线的武汉是最好的观察对象。
随着武汉封城，许多苦难与奋斗的消息不断传出。二月初我在专栏里说：“不要小看武汉，这是一个1100万人的城市，想象整个北台湾，全域封城，生存问题如何解决，那还真是非常困难的事。一切都是没有过的经验，而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微的需要，绝不只是病毒的阻断而已，更是交通阻断后，整个社会的物流人流、食衣住行的生存需求如何维持的基本课题，乃至于封城闭锁下的心理问题也很严重。”
武汉悲剧真的太惨烈了。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学习到一点教训，以作为未来应对“末日世界”的危机处理参照，那就太对不起牺牲者了。
然而，武汉经验让我看到三个很特别的面向。第一是民间社会力。快递小哥的故事、民间志愿者的动员，为医护人员所做的一切，在在呈现最珍贵的“善念的力量”，使善良的社会力凝聚起来，补足政府防疫的不足，让防疫有全方位的动员。未来，应该多鼓励民间社会力，让善念凝结，成为保护家园的力量。
第二是移动通讯的力量。武汉这一次未全面崩解，有很大原因拜了互联网之赐。互联网使得“宅生存”成为可能，从生活用品、生鲜蔬果、交通互助到防护设备等，都成为可能，而流行一时的共享经济也发挥了作用。如何善用网络，形成有效的互助平台，却是值得再做更周全而深入的研究。这是未来全世界都可能用上的。武汉做了第一次实验。
第三，封城下的心理问题会很严重，黄昏恐慌症、幽闭恐惧症、忧郁症等各种心理问题，会随着封城日久，而变得非常严重。人心脆弱，这是无法逃避的，所以应试着找心理医生与网络工作者，共同研究出一些解决的办法。例如开网络心理咨询、举办社群活动、歌唱活动等，以共同互助。现在，欧洲正在经历的也是这个难关（刚传来德国赫森邦财政厅长因不堪压力自杀的消息）。
总之，武汉发生的一切问题与细节，会是“末日世界生存研究”的最重要示范。
可惜当时台湾还在自满自吹，自认世界第一，指责武汉。
二月底，欧洲、美国开始有一些社区感染，但还不严重。只有意大利开始变严重了。然而，我最担心的是美国。因为美国地广人稀，公共卫生不好，且医疗保险太贵，穷人看不起病，疫病一来，无家可归的穷人无处“居家隔离”，只能群聚露宿街头。设想纽约地铁口的乞丐天天要接触多少人，在此交叉感染，会波及多少人？这样的美国如何不扩散？美国一扩散，全球无法幸免。
虽然写了专栏文章呼吁，但任何警告都无法阻止人性的侥幸心理、自满情绪。而自满轻忽，只会让病毒来得更容易。
台湾即是如此。本来最可能的暴发点是春节的大陆返乡人潮。但这一波反而平安度过，确诊数维持在七十人左右。可等到日本欧美大爆发，而台湾旅游人口还不怕死、捡便宜地往外冲。现在，后果开始显现了。再加上从海外回台的留学生，感染者的数目直线上升，直奔三百例以上。连学术单位“中研院”、“观光局”等单位都有了病患。
台湾最不堪的是，由于疫情，显露出政治文化的丑陋面。政治人物藉由疫情，散播仇恨与歧视的言论，包括对外籍劳工、台商、赴大陆工作的台湾青年等，借故设立诸多限制。而大陆发生疫情时，台湾政客不仅口罩不许出口，甚至祭出罚则。而对于中研院的感染者，却连其行迹都不敢公布。
恐惧带来人性的黑暗，黑暗带来仇恨，仇恨就成为非理性的仇杀，这个《星球大战》的老梗，在台湾如实上演。
真正让我瞠目结舌的，是一些文化界的人，曾是号称进步者，却在疫情面前，变成心胸狭窄的种族主义者、利己主义者。人道与关怀，慈悲与正义，都让位给原始部落的暴力语言。
现在我更加明白，瘟疫带来恐惧，而恐惧是一种试炼。试炼我们要抉择什么样的人性，什么样的人生。
然而，那只关乎自己，却是无人能替你决定的。
但自私自保，就能存活吗？
从现代瘟疫历史来看，在全球化如此深化的时代，只要大暴发开始，就无一国家可以幸免。全世界只能是“共生”，不可能只有一个国家“独存”。每一个国家当然有责任保护好自己公卫安全，避免疾病的传播扩散，更要保护医护人员，维护一支对抗病毒、维护健康的大军。一如每一个人的自保，就是最好的防疫。但在此之上，我们要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还有疫情，世界就随时有再暴发的危险。因此，唯有互相协助，让无论是穷国富国、穷人富人，都尽快脱离瘟疫，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我知道有些学者已经开始议论说，既然全世界为疫情所苦，中国最先恢复，则中国必定藉此机会先驰得点，成为世界第一云云。我必得要奉劝诸君一声：“莫作是念”。中国像一个大病未愈的病人，先互相扶持着站起来吧。
当中国慢慢从瘟疫中复原过来，一定要秉持儒家“仁道”精神，以“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尽力扶持仍深受疫情所苦的国家。不要再计较各国对应的恩怨是非，尽量帮助，让中国成为世界再生的力量，让世界经济复原，让荣景重现，中国才能好起来，更能赢得世界的敬重。
我们这一代人，遭此世纪大劫，在病毒面前，脆弱至此，还不能有休戚与共，一体同悲的体悟，那所有的死亡，武汉的牺牲，甚至现在欧美的大死亡、大劫难，就白受了。
渡人渡己，与世界共生。我们才能好好的。
这是疫情中，我深有所感的体悟。
杨渡（作家、中华新文化发展协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