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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战略形势有了新变化，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一超”地位相对衰落、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进入所谓“新常态”。另一大变化是以亚太为主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亚太经济、贸易总量也超过欧洲，并取代欧洲—大西洋地区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正是在这种新变局中，特朗普被推上了历史舞台。与二战后以谋求“领导世界”为首要任务的历任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认识到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难以为其西方小兄弟们“包打天下”，因而提出了“美国优先”“经济优先”等旨在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施政纲领，大幅缩减对西方国家及在全球范围内所承担的“义务”和干预政策的力度。这些举措主要包括：力主从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撤军；对朝核采取以谈为主的对策并与金正恩举行三次会晤；对冷战后美国一直坚持的所谓“民主扩展”和人权战略采取消极立场；缩减外交经费及外交活动规模；在其掀起的“贸易战”中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伙伴照样加征关税、在经贸利益上与其盟友们锱铢必较，等等。如此一来，以冷战军事同盟为主要特征的美英“特殊关系”开始失去其主要价值。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经济优先”战略，导致美国对英国的战略倚重大为削弱，使得维持美英“特殊关系”不再是其迫切的战略需求。这是特朗普公开漠视、淡化美英“特殊关系”的首要根源。换言之，特朗普有意漠视美英“特殊关系”是美国利益需求与战略定位变化所致，是美国政府的对英政策调整和国家行为，特朗普个人喜好并非关键影响因素。此外，特朗普漠视、淡化美英“特殊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根源与英国的实力下降有关，亦即美英“特殊关系”因英国实力下降而对美国的助力作用大不如前。

从实力方面观察，战后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而英国国力在二战后虽然一直呈衰落趋势，但20世纪50—60年代在经济、金融、科技、情报、军事及海外基地等方面依然优于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综合性强国。此后英国的GDP总量虽然在20世纪60—70年代后相继被日本和德国超越，但其军事力量尤其是远程投送能力和全球影响力仍然超过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是美国开展对苏冷战的主要军事帮手。因此，面对战后复杂的国际局势，尤其是对苏冷战，不但美国愿与英国保持“特殊关系”，而且英国也有维持与美国“特殊关系”的相应实力。然而，冷战结束后，英国综合实力及其对美国贯彻其全球战略的“有用性”呈现“断崖式”下滑。尽管冷战后英国方面一直谋求维持甚至“重振”美英“特殊关系”，因而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紧跟美国，如积极派兵参加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但因实力和能力有限，英军在战场上的表现每每令人大跌眼镜，其素质与二战时期的英军难以相提并论。无论是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还是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英军都高度依赖美军提供后勤和火力支持。在伊拉克，如无美军及时到场支援，英军就可能在巴士拉大溃退；在阿富汗赫尔姆省的作战行动中，也是依靠美军提供的直接支援，英军才免于战场失败。英国军队在这些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令美方大失所望。美国也因此更加怀疑美英“特殊关系”对于其贯彻自身全球战略是否还有“特殊”价值？

到特朗普上任的2017年，英国GDP的世界排名已由丘吉尔提出英美“特殊关系”时的世界第三和西方国家中的“第二”降为世界第九和西方国家中的“第七”；在军力方面，2017年英国军费开支的世界排名由二战后初期的全球第三降为第七，排在沙特、印度等国之后。

总之，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间，英国实力和英美相互战略需求均一直下滑，但美英“特殊关系”却延续至今，只是在特朗普上任后才出现“断崖式”转变。特朗普较其前任更加漠视、忽视美英“特殊关系”，除两国共同的战略需求下降以及由于英国实力继续下降导致其对美战略“有用性”下降这两大因素影响外，也与特朗普个人的领导风格及其“美国优先”“经济优先”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

特朗普任内美英“特殊关系”会“终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