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巴以冲突，如何成为最难解的地区冲突之一？

　　近年来，以色列急剧的右倾化让巴以局势变得更为复杂。伊恩·布莱克驻中东通讯记者36年，亲身见证了巴以冲突之间的重大事件。在《敌人与邻居》中，布莱克清晰地梳理了历次战争以及和谈大会，揭示了两个民族既是邻居又是敌人的复杂关系。

　　巴以冲突是国际上最难解的地区冲突之一，近年来以色列急剧右倾化，加大了对阿拉伯人的控制。2018年6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布新法案，规定本国为“犹太民族国家”，并取消阿拉伯语的官方地位。2019年3月，以色列吞并原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英国记者伊恩·布莱克撰写的《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梳理了巴以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宏观视角鸟瞰巴勒斯坦地区百年来的地缘政治。

　　布莱克曾担任《卫报》驻中东通讯记者36年，亲身见证了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海湾战争、《奥斯陆协议》签订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他还有深厚的学术背景，拥有剑桥大学历史与社会政治科学硕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

　　本书的视野极为辽阔，从19世纪末首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到巴勒斯坦，一直讲到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缠斗了一个多世纪，打打停停，在宏大的国际舞台上，奥斯曼帝国、英法殖民者、美苏超级大国轮番登场，插手干预巴以冲突。布莱克清晰地梳理了历次战争以及和谈大会，揭示了两个民族既是邻居又是敌人的复杂关系。

　　犹太民族的“命定扩张论”

　　早在建国初期，以色列的右翼势力处于政坛边缘。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持世俗开明态度，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以最大程度的善意跟巴勒斯坦和解，在民族政策上较为宽松。继任的艾希科尔、梅厄、拉宾延续本古里安路线，工党集团执政长达三十年（1948-1977年）。

　　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左翼群体建立的，他们蔑视宗教权威，不遵守清规戒律。正统的犹太教士坚信：人们应当等待救世主降临，政治行动反而会干扰神的安排。20世纪初，许多宗教领袖反对建国，维也纳的犹太神职人员公开跟犹太复国主义者划清界限。

　　犹太民族的复兴，并不是犹太教的复兴。离开欧洲老家，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群体里，社会主义者占有很大比例。本古里安崇拜列宁，在日记中赞颂苏联的建设成就。1920年代他领导“巴勒斯坦犹太工人总会”（Histadrut），为成员提供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巴勒斯坦犹太人比英法的工人兄弟提前半个世纪，享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乡村地区，基布兹（Kibbutz，希伯来语集体公社）遍地生长，农庄实行财产公有制，食宿包分配，资源共享，农民把荒凉的田野变成了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基布兹模式甚至引来敌人的兴趣，埃及总统纳赛尔早年研究以色列的土地制度，对“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社会大为赞赏，同时他还抨击了埃及落后的佃租制度

　　留在欧洲的正统犹太教徒，没有兴趣远赴巴勒斯坦开荒，他们根据传统吃斋念经，不从事体力劳动。二战改变了一切，欧洲犹太人经历了纳粹大屠杀，意识到武力的必要性。

　　幸存下来的宗教人士变成了鹰派，他们在神学院里向年轻人灌输尚武精神。新一代的犹太教徒英勇无畏，移居到以色列后，直奔危险的边疆。第一次中东战争后，65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空出的土地被犹太教正统派侵占，这些移民又称为“信仰者集团”。

　　边疆移民平日操练演武，战时转化为优秀的军人。开荒者的热忱酷似北美“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19世纪美国人自认为负有散播新教和先进技术的使命，向西部扩张，开化野蛮民族。以色列“要为欧洲筑起一道防御亚洲的墙，我们将成为保护文明不受野蛮人攻击的前卫战士。”（出自复国运动创始人赫茨尔的著作）

　　右翼上台后的外交大逆转

　　“信仰者集团”的开拓行为，让鸽派的工党当局进退两难。历次中东战争，犹太移民渗透进入巴勒斯坦的范围，超出联合国划定的国界线。工党政府一方面遵守国际法，对占领地区不宣示享有主权，另一方面不想伤害同胞感情，不敢制止开拓侵占。

　　本古里安自始至终奉行温和妥协政策，在国家独立之前，阿拉伯部落酋长偷袭劫掠犹太定居点，本古里安为了争取英国统治者的同情，要求部下克制，仅仅自卫，严禁主动向阿拉伯人反击。在国家独立之后，他仍然保持克制态度，多次表示占领巴勒斯坦的国土是出于短期战略需要，等到未来两国和平，肯定会拱手归还土地。

　　而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右翼鹰派，宣称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自古是犹太国的神圣领土，试图恢复扫罗和大卫王时代的疆域，《圣经·旧约》的法律效力高于国际条约。为实现民族独立，贝京不介意采取不光彩的手段。他组织武装人员炸毁警署、打劫银行、突袭村庄，对平民丝毫不手软。右翼分子暗杀了诸多高层人士，英国殖民部官员、联合国调解专员，在巴以冲突中偏向阿拉伯一方，都可能成为贝京的刺杀对象。

　　国家建立后，贝京认为不可掉以轻心，必须跟巴勒斯坦人战斗到底，枉顾国际社会的和平斡旋。官方（以色列工党）、敌人（阿拉伯国家）以及旁观者（欧美主流媒体）一致谴责贝京是法西斯分子。

　　右翼民族主义者虽然冷酷，却不愚蠢。他们深知大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不会为了以色列这样的小国而捆住手脚，在关键时刻肯定会首先考虑自保。后续的发展验证了他们的猜测，在以色列研发核武器的过程中，肯尼迪总统坚持核不扩散立场，阻挠以色列的行动。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欧美督促以色列停战，来讨好阿拉伯国家，换取石油正常供应。

　　由于特殊国情，防务问题是以色列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左右两派的争执焦点在军事外交上，经济、伦理议题反倒在其次。外交环境恶化下，以色列选民抛弃工党，贝京胜选上台，成为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右派总理。1981年萨达姆秘密研究核技术，贝京果断抉择，派空军袭击炸毁伊拉克的核设施。慑于以色列的兵威，其他阿拉伯国家连气都不敢喘。贝京很快领会到：你要是对敌人软弱妥协，他们就会以为以色列好欺负，得寸进尺；你要是对敌人强硬，他们反倒退让三分。

　　接下来，内政上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信仰者集团”获得官方认可。右翼政权宣布拓殖巴勒斯坦地区合法，并且给予资金援助，鼓励移民定居。到1989年底，犹太移民已占据了约旦河西岸31.3万公顷的土地。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继续鼓励定居运动，“信仰者集团”开辟新土地，加强犹太人的主体民族优势。

　　民族熔炉以色列

　　尽管右翼民族主义蒸蒸日上，然而，以色列毕竟是一个世俗民主国家，少数族裔享有正常的公民权利。德鲁兹人、贝都因人、切尔克斯人积极参军，尤其是德鲁兹人在经商、参政等方面表现出色。工党政府秉持世俗自由主义理念，只要承认以色列的政权合法性，认同自由民主，那么就可以是以色列人。在建国之时，16万阿拉伯人留下，成为以色列公民。

　　整个阿拉伯世界，就个体而言，最富裕的人是沙特、迪拜的石油大亨，但是作为一个社群，最富裕、最自由的穆斯林群体是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在沙特这样的国家，男尊女卑，等级森严。而以籍阿拉伯人拥有选举权等各项政治权利，以色列进行第一次大选，有33.4万阿拉伯人投票，最后选出3位阿拉伯议员。

　　阿拉伯孩子能在学校学习本民族文化和穆斯林历史。从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养老积蓄等指标看，他们远远优于其他中东国家同胞。以籍阿拉伯占总人口比例，已从独立时的13%增长至20.1%。

　　阿拉伯语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直到去年被内塔尼亚胡政府取消。左右两派的选举基本盘不同，本古里安、梅厄夫人的支持者是西欧犹太人，最早来到巴勒斯坦开荒，跟阿拉伯人当邻居，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双方免不了贸易交换，生活互相帮扶。贝京和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是亚非犹太人，原本世世代代居住在伊斯兰世界，跟当地人同化，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这些人遭东道国的驱赶迫害。82万亚非犹太难民投奔到以色列，一方面他们对以籍阿拉伯人有仇恨情绪，另一方面他们受到西欧犹太人的管教。工党当局强迫亚非犹太人移风易俗，放弃原来的语言，改说希伯来语。寄人篱下的屈辱感，促使犹太难民铤而走险。1959年他们发动暴乱，放火烧毁商店和汽车，四处抢劫，本古里安不得不妥协退让。

　　贝京能够上台执政，也是依靠亚非犹太人的力量。右翼党派获得选举胜利后，记者在街头采访民众，一个年轻人表示：我自己的父亲在摩洛哥经营一家香料店，是个体面的生意人。但是他现在到以色列，人生地不熟，只能在建筑工地搬砖。西欧犹太人并没有拿我们当同胞，只有贝京真正关心我们。

　　犹太人之间的内部差异，并不比阿以两族之间的差异来得小，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跟来自东欧的犹太中产阶级截然有别。由此可见，以色列是个民族大熔炉，国情相当复杂。作者以政治学者的立场，大开大合勾勒大国博弈的决策过程，他犀利地指出美苏如何扶植和压榨盟友，把巴以冲突当作外交筹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对高层政治斗争不吝笔墨，对底层民众的介绍则相对欠缺。

　　他采取了脸谱化的叙述，将巴以冲突塑造为简单的强者欺负弱者，蛮横的以色列军国主义欺负弱小无助的阿拉伯人。当然，这不是布莱克独有的问题，西方主流媒体对待以色列，普遍采取脸谱化叙述。我们想宏观全面理解中东局势，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渠道。

　　撰文|柳展雄

责任编辑：柳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