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内参导读：今年两会文艺界委员发声：赵冬苓建议建立污点艺人惩诫机制；曹可凡建议加强电视频道供给侧改革、恢复剧中插播广告；冯远征建议出台新文艺群体职称评审制度，演员依职称定片酬；张凯丽建议5G时代应建立“手机艺术”门类；潘鲁生的提案以“文化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刘家成建议完善文物分级分类保护细则；张颐武提案建立电影业纾困扶持基金。

来源：传媒内参—广电头条

综合自视听广电、南方都市报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进入第二天，委员们今年提交的提案也展现在公众面前。从文艺界委员的提案以及发言来看，污点艺人惩诫机制、电视频道改革、演员片酬、疫后文化产业复苏以及脱贫攻坚等内容是他们今年关注的重点。

5月22日，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向新京报介绍其“建立污点艺人惩诫机制”的建议。她称，唐德影视因使用了两个污点艺人导致严重亏损，制片方风险不可控是影视圈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她提议建立专业委员会对艺人污点行为进行评判，并进行分级惩诫。在赵冬苓看来，这既是有章可循的惩诫，也给他们带去希望，一个明星因为一次错误就被判“无期徒刑”是不合适的，他们需要这样的机制知道“经过什么样的努力我可以重组工作。”

5月20日，赵冬苓发布文章《关于建立污点艺人使用和惩诫机制的建议案》，文中她建议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责成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制定污点艺人使用管理和惩诫制度，以更好地管理和约束艺人队伍，文中她提出几点意见：

1、建立专门的对污点艺人行为性质、不良影响进行评判的专业委员会，对污点艺人的行为性质、恶劣程度、负面影响以及需要做出的惩诫进行评判。

2、根据污点艺人不良行为的性质和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分级惩诫，做出市场禁入的负面清单和时间表，根据其行为的恶劣程度做出市场禁入不同的时长直至永久禁入的规定。

3、根据污点艺人的行为性质的不同，在禁入期内，组织污点艺人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以实际行为洗涮自己的污点和对行业带来的不良影响，求得社会的谅解。禁入期表现良好的，可以在禁入期满允许其重新进入市场。

4、建立正规的申诉渠道。污点艺人对行为定性或者惩诫期不服的，可以提起申诉。

5、对事先不知情而导致有污点艺人参演的作品，可以在负面新闻被曝光后有半年至一年的冷却期，然后允许其发行播出，以避免污点艺人大面积株连参演作品、至使制片方无辜受损的局面出现，使资本对影视市场的风险有合理的预期，使污点艺人带来的市场风险可控。

从“唯收视率论”的文艺作品评价体系、现实题材文艺作品创作到知识版权保护，作为一名资深媒体人，曹可凡代表近三年来提出的建议无不与传媒业息息相关。

今年，他继续立足自己的专业领域提出“电视频道资源整合”“为电视行业注入新动能”的建议，还精心准备了两份极具战略意义的建议：增强城市韧性、增强国际话语权。

曹可凡在建议中表示：伴随着媒体和传播环境的变化，省市级地面频道多而不精、同质化运营、生产能力低下的问题逐渐暴露。地面频道的生存困难继而引发了广告违规等一系列乱象。

“电视频道资源的供给侧的改革是在势在必行的，要收缩防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把我们最好的这些资源，无论是人才资源、财力资源，还是政府资源，都要用到刀刃上，这种情况下就要收缩防线。”曹可凡说。

已经有部分省级电视台走在前面，开始了频道资源供给侧改革的探索。曹可凡在建议中以上海为例：上海广播电视台2019年启动了“精办频道、精办节目”的改革，目前已针对原有的娱乐、星尚、炫动卡通、哈哈少儿、纪实、艺术人文、电视剧和东方电影等8个地面频道展开资源调整，最终形成都市频道、哈哈炫动卫视、纪实人文、东方影视4个全新的频道，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广告收入都产生了显著增长。

曹可凡认为“收缩防线” 的目的在于增强主流媒体的凝聚力和权威性：“未来的传统电视的广播路只有两条，第一个就是砍掉老旧内容，收缩战线，集中兵力；第二是‘借船出海’，我们收缩是为了重拳出击，传统媒体具有内容上的优势，弱势是传播的途径。如果找到新的传播途径，将原来那些具有权威性的、有力量的内容，通过新的渠道的输出，新媒体跟传统媒体的相互拥抱，发挥各自的优势。原本厚实的内容能够得到一个100%，甚至远远超过的强大传播力。”

针对当下电视频道资源供给侧改革的当务之急，曹可凡在建议中给出三点建言：一、明确标准、助力改革；二、灵活思路、积极引导；三、加强监管、鼓励创新。

今年冯远征共提交了两份提案，其中一份提案围绕支持演出行业复苏展开。

针对演出市场面临的种种困境，他建议：

第一，各级文旅部门在出台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的基础上，可制定特殊时期的鼓励、扶持和补贴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不同文化领域复工复产的针对性指导，使演出、影视、文博等行业相互借鉴；指导各级文化艺术基金设立临时性资助项目，专门用于帮助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面临困境的演出项目，为恢复演出秩序和市场活力助力提速。

第二，各级文联和戏剧家协会、演出行业协会等加强谋划和联动，从行业角度出发，出台指导行业复工的意见，调研院团、演出场所的实际困难，积极帮助指导、搭建平台；发挥牵头作用，设计策划多院团联合开展的线上线下演出活动，摆脱各个剧团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合力，集中宣传，为演出秩序恢复后培养更多观众群体。

第三，文艺院团在有序组织恢复演出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内在潜力，探索更多盈利模式，实现多元发展，如开展跨领域合作、举办社教活动、开发文创产品等。在特殊时期，将工作重心调整至吸引观众、培养观众方面，积极利用网络资源和技术，吸引更多观众在疫情结束后走进剧场。

第四，有关部门加强疫情期间演出市场监管，避免用抬高票价、过度宣传等不利于行业长远发展的做法来弥补一时的损失。

此外，冯远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议国家出台新文艺群体职称评审制度，畅通人才渠道。此外，冯远征表示，职称评审制度还可以与规范演员片酬结合起来，依据演员职称规定其片酬的上限和下限。

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影视演员张凯丽从文艺工作者角度出发，带来了“5G时代应建立‘手机艺术’门类 引领文艺健康发展”的提案。

为此她提出以下建议：

一、政府部门牵头，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社会主义文艺优势，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引导手机艺术良性有序发展。文化、广电部门可在现有的国家级评奖中，与时俱进地设立手机艺术相关门类的奖项；鼓励文创产业园区吸纳、孵化从事手机艺术的相关机构、企业。工信部门可制定相关准入标准，引导、鼓励科研机构研发相关技术，促进手机行业健康发展，从而为手机艺术的构建营造更好的环境。

二、科研机构跟进，深化相应技术研发。以5G技术为契机与支撑，研发出成本更加低廉、稳定性更加可靠、推广性更广泛的技术，运用在手机中，与相关文艺创作者一起探讨，找出技术难点，攻克障碍，从技术上助推手机艺术发展。

三、教育机构支持，构建相关学科研究。从教育角度来看，手机艺术应逐步构建起相应的学科。作为一门交叉艺术学科，它与其他艺术门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由于其自身更具大众性、参与互动性、移动伴随性，也随之有其构建学科的意义与价值；高校教师可与相关领域的文艺工作者联合起来，在逐渐摸索“手机艺术”特点的基础上，构建“手机艺术学”，让该艺术门类的人才培养更加专业化。充分利用高校的平台及资源等各项优势，举办相关论坛或研讨会，或创新更多学术形式，为构建“手机艺术学”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今年的提案以“文化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希望未来的乡村发展能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应对新形势，应用新成果”，进一步因地制宜发展好乡村文化。

提案中，他指出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乡村发展存在差异，特别是贫困地区更需要完善乡村信息服务与反馈机制。“就有关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言，要利用信息化技术及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果，建立健全乡村文化服务的民意反馈机制，避免‘一刀切’，使政策措施建立在基层需求的基础上，发挥‘人文化成’的长远作用。”

文物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传承发展文化的功能。对文物进行合理利用是充分发挥文化以文化人作用的重要手段。实践证明，文物保护和利用是有机统一的，合理的利用对文物的保护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只有吸收社会资本投入文物保护，实现合理利用，才能调动起社会各界保护文物的积极性，更好地保护文物。

为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文物合理利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影视导演刘家成建议：完善文物分级分类保护细则，允许对保护价值不高的历史建筑做适当的调整或重建；合理控制文物利用和开发强度；放宽文保区建筑的使用权转让限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中国电影业的纾困扶持基金，以项目方式支持电影全行业的发展。

首先，对优秀的、已经成型的电影作品的制作和发行进行扶持，鼓励其迅速制作完成和进入发行，对具有基础的优秀剧本投入拍摄进行扶持。

其次，对电影发行和放映的整个体系，通过一些项目进行扶持，对于院线的维持和发展予以支持，让院线能够保持基本运作能力，能够在诸如探索发行和放映方式的新发展等方面提供支持。

再次，对于一些面临困难的电影公司、电影基地等提供必要的支持，使其能够维持基本运作。

电影业的困难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以纾困基金的方式支持整个行业发展，有其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