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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动脉网
公立医院加速拥抱互联网，在疫情防控需求推动下，密集建设互联网医院。
此前动脉网根据各级卫健委、主流媒体报道等公开资料搜集的互联网医院名单中，有146家在今年1-4月建成，其中公立医院有110家，第三方主导的平台型互联网医院仅29家，公立医院占绝对的数量优势。
医生是互联网医院最核心的资源，公立医院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医生大多也来自公立医院，当公立医院纷纷建互联网医院，与第三方平台将产生更直接的医生资源争夺。
互联网医疗行业该如何应对这一现象？公立医院大量上线互联网医院，是否会影响第三方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二者关系将会是怎样？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支付对以上两种模式分别有什么影响？
5月19日，由银川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主办、动脉网联合主办了的“VB圆桌派”对这些问题做了探讨。会议邀请到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春田医管创始人段涛和医疗产业知名投资人王晓岑、好大夫在线创始人兼CEO王航参与探讨，并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健康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陈秋霖主持。
公立医院型和平台型的关系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政策鼓励、患者需求急迫，在这两大因素影响下，互联网医院迎来建设高峰。尤其是掌握着主要医疗资源的公立医院，加快上线互联网医院。
“我们观察研究互联网领域可以发现，传统企业拥抱互联网，平台经济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互联网发挥了的连接作用。然而，这其中几乎没有出现生产企业做平台成功的先例。”陈秋霖提出，对于互联网医疗而言，行业离不开医生，而在国内医疗体制下，要讨论平台经济效应，就绕不开医院这一环。
那么，公立医院型互联网医院和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各自有哪些特点？前者纷纷上线会对后者产生什么影响？未来二者的关系会是怎样？陈秋霖首先向嘉宾抛出了这些问题。
公立医院型和平台型，各自优缺点有哪些？段涛认为，理论上看讲，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也可以做好，只需将已有患者转移到线上即可。如果能把线下要素重新拆开，在线上合理重构，就会更好、效率更高。
但问题在于，单体公立医院的患者有限，医生总时间有限，整体资源很容易见顶。所以可以做好，但做不大。
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利用服务器就能面对全国所有患者，可以做得大，但由于医生资源无法轻易拿到，所以不一定做得好。平台型要形成自己的商业模式，得熬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道坎跨不过去，就可能倒掉。
段涛认为，如果彻底放开互联网医院的建设，可能对分级诊疗、社区卫生机构造成影响。因为无论是三级医院、二级医院，还是社区卫生机构，普通门诊挂号费差别不大，其他费用也差不多。患者不用出门也可以在三甲医院配药，还能在线支付、医保报销，可能就更不会去社区卫生机构。“分级诊疗要推动初诊在社区，疑难重症再到三甲医院。如果公立医院都开互联网医院，社区卫生中心的价值在哪里呢？”
关于医生资源，段涛的观点是，三甲医院好医生有限，一旦大多数公立医院都办互联网医院了，院长不希望医生离开自己的平台，这对平台型互联网医院来说，是一个挑战。
不过，段涛也提到可能影响公立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的两个方面。
首先，公立医院有诸多限制，线上问诊收费如果是按照医保收费，会非常便宜。按国家医保局《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要求，公立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复诊，由不同级别医务人员提供服务，均按普通门诊诊察类项目价格收费。“线下专家号几十块钱，普通号十几块钱。相比之下，做互联网医院不那么划算。”
其次，如果公立医院都做互联网医院，线上线下形成闭环，对于长期在这家医院就诊的患者来说，效率确实提高了。但对于整个行业，或者患者要换一家医院时，效率是低下的。“举个例子，如果要找一家餐厅吃饭，假如每家餐厅都有APP，你可能要下载几十个APP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但如果平台把餐厅聚合起来，只需要打开一个APP就够了，比如大众点评。这种情况下，餐厅自己搭建APP就是一种浪费。”
所以，段涛认为，公立医院上线互联网医院，对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利空更多，对医生利空也更多，对医院本身是利空利好皆有。
公立医院型和平台型，如何进行优势互补？当然，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和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并非一定是对立关系，二者是否能形成互补发展关系？
王航称，互联网医疗在疫情期间已经发挥了诸多作用，包括医疗资源调配、患者筛查、线上基层入口、就医效率提升等。据银川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统计，疫情期间各类互联网医疗平台总共提供了大约2000万次左右的咨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患者习惯的培养。
建设互联网医院的公立医院中，有的线下业务量不饱和，希望在线上能获取增量，但线上医保都按普通门诊收费，专家没有动力，并且线上复诊时检查费可能减少。所以医院也很纠结，既想寻找新机会，又要面临收入下降的风险。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合作点，因为互联网医院不能做首诊，只能对首诊病人做咨询和导诊。”王航称，平台型互联网医院是跨地域的，还可以建立一个中立的口碑体系。所以，平台型互联网医院自然汇聚了大量新病人，在新病人的导诊、分发上，第三方平台和公立医院可以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公立医院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扩大吸引患者的渠道。
所以，王航认为，从短期来看，公立医院要建自己的互联网医院，但从长远看，从获取新病人这个角度考虑，公立医院会和第三方平台形成合作关系。实际上，目前已经有这样的合作共建模式。
此外，王航还表示，互联网可以促进医疗服务信息的无障碍流通，当信息可以很方便获取的时候，背后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一定会随之改变。擅长某种疾病治疗的医生、科室、医院可以通过互联网聚集越来越多相应的病人，从而进一步提高诊疗水平。这种情况下，患者也能够获得更专业的治疗，治疗效果更好、治疗时间也可能更短。
当互联网医疗信息足够的时候，会促进专科分化，患者成本、医保支出都会降低，实现降本增效。
对于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和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长远关系，段涛提出了OMO模式，即Online Merge Offline或Offline Merge Online。段涛坦言，作为前公立医院院长，更希望能够用符合商业规律、提高患者就医效率、提高行业整体效率的方式。这需要平台方与公立医院多合作，依靠行政指令加商业规则来推动。“当然，这非常难。需要平台方有强大的资源协调能力。”
医保支付带动商保接入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疗行业形成以来，医保支付仅在个别地区、针对极少数互联网医院开放。医保支付环节的缺失，被认为是限制行业发展的瓶颈。
疫情以来，互联网医院加速建设的同时，医保也在加快上线。根据动脉网统计的公开数据，截至4月30日，全国已有49家互联网医院实现了在线医保结算，其中绝大部分是公立医院主导。这期间，还有不少互联网医院正在对接医保。
陈秋霖提到，医保支付已成为近期互联网医疗行业重点关注的问题。那么，互联网医疗的医保报销需求是否足够迫切？医保支付完善过程中，第三方平台的机会在哪里？医保又会给行业带来什么影响呢？
段涛认为，对三甲医院来说，线下工作已经满负荷，如果转移到线上，工作量不增加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要增加工作量，医生动力可能就不足了。
对医保局来说，在线问诊痕迹更容易追溯，更利于医保控费，而且公立医院更好管控，所以有动力向公立医院开放医保支付。
王航则表示，医保支付向互联网医院放开之后，第三方平台能够获得的医保份额非常小，若想拿到更多份额，必须要降低价格，同时还要提升用户体验。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手段，将来都可能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展开。
“但患者的需求是不同层次的，平台可能会把自己的服务拆分成两个领域，一部分是满足上述基础医疗需求，保证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另一部分是商业医疗，对医疗资源有更高要求，希望有更多选择。”王航称，如果商业医疗这部分可行，那么商保的机会就来了，用商保来服务医保不覆盖的内容。
王航认为，在这样的搭配下，医保成本降低了，商保空间也有了，将来大概率会发展成这样的态势。
王晓岑则提到，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无论对公立医院还是互联网医院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获客会更容易。但从盈利模式上看，对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医保不可能满足越来越丰富的医疗需求。真正的增值业务要靠平台本身的服务形式、服务内容等综合来看。
“我们看到已经有保险公司在投入基于商保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了，这不仅涉及到核保核赔的环节，还包括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的环节。”王晓岑称，所以医保上线是给商保覆盖提供了基础，对商保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商保进入互联网医院也是必然趋势。
互联网医疗部分环节仍需完善尽管互联网医疗在今年短短几个月内有了快速发展，政策进一步支持、公立医院更多参与、企业纷纷创新模式，但整体上看，行业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不少环节仍有待完善。
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在一份文件中提到“在卫生健康领域探索推进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尽管此处的“首诊”与互联网医疗的“首诊”并非同一概念，但仍引起业内广泛的热议。足见这个简单的词语对行业发展的意义。
陈秋霖提出，目前行业对此关注的重点问题主要有：如何区分互联网医疗的首诊？如何看待互联网首诊？政策还需要做哪些突破？
段涛认为，首诊只是一个模糊的词。比如患者在甲医院是第一次看病，但他已经在乙医院看过一次了，却没有告诉甲医院的医生。这对甲医院来说算不算首诊？“目前，没有官方文件对首诊做足够清晰的定义，执行起来会很难。”
在王航看来，关于首诊问题，行业内整体上分为“保守派”和“着急派”。“着急派”希望尽快开放首诊，这样业务范围就扩大了；“保守派”认为，首诊风险很大，千万不能开放。
“我觉得两种都不合理。”王航认为，行业应该回归实事求是的态度，线上首诊成本低的就在线上首诊，不该在线上首诊的坚决不做首诊。比如简单的皮肤问题，高清摄像头已经足够医生判断了。但头疼这类疾病就不一样，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必须要到线下医院。当然，具体哪些疾病适合线上首诊，要有由医疗专家来界定。所以，对待首诊问题要谨慎看待，要区分科室、区分病种看待。
实际上，互联网医疗之所以未放开首诊，主要就是为了保障医疗安全。在现有条件下，互联网医疗的安全和质量该如果保证？
段涛提出，要根据线上特点完善体系、制度和方法。“但并不能断定安全质量问题在线上会更容易发生，因为即使在线下也会发生误诊，全球的误诊率大约在30%-35%，这是疾病本身的特点造成的。”
王航则坦言，这几年在资本的推动下，行业做了很多创新，但急着考虑增量、跑马圈地，医疗服务质量方面做得很少。
“所以，银川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希望大家一起来倡议，形成规范性的标准，通过内部小范围的标准去推动行业的规范发展。”王航称，安全质量问题不容忽视，其他行业已有安全事故成为前车之鉴，安全问题可能对整个行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探讨互联网医疗发展，绕不开商业模式这个话题。王航表示，医疗行业要从供给侧去考虑问题，供给侧最大的变数在医生。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转化成他们自己的商业模式，把原来的灰色收入转化为阳光的诊疗费，靠服务和专业水平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段涛则认为，互联网在其他领域已经有了清晰的商业模式，即使在医疗领域现在还不够清晰，但从中长期来看，还是看好的。
无论是第三方平台还是公立医院，本质上都是to C的服务，是医患交互平台，还要把医生服务好。所以要慢下来，花心思去真正为患者为医生创造价值。
头部项目更受资本关注2014年是互联网医疗元年，初创企业和资本纷纷进入。
陈秋霖发现，互联网医疗投资热形成后，大量初创企业进入，但从专业研究的角度上看，个别项目展示的数据、尤其是在线医生数据，真实性很难考证。那么，互联网医疗行业是否存在泡沫？又该如何看待互联网医疗的投资热？
据王晓岑统计，2014年至今，互联网医疗领域大约已有1600亿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过去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试错成本、市场教育成本、获客成本等多个方面。”
在王晓岑看来，此次疫情是对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大考。此前认为比较好的产品，在疫情中也暴露出功能开发深度不够等问题，这是企业要改进的地方。
不过，疫情期间用户咨询量、处方外流量、GMV都有了爆发式增长。王晓岑对其参与投资的部分项目做了数据回顾：慢病管理项目Q1用户增长量超过3倍，GMV增长超过10倍；平台类项目Q1问诊量同比增长了20倍，Q1处方外流量同比要增长40多倍，处方的流水增长更加可观。“局部的感知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宏观统计的结果让人非常惊讶。”
王晓岑坦言，在之前投入那么多资金后，终于在这次大考中看到了互联网医疗作为基础设施起到的作用。
此外，王晓岑还梳理出了过去几年互联网医疗行业内的投资数据：
2014年，项目100多个，总共113亿资金，70%投到了天使轮、A轮项目上；
2015年，是投资界对互联网医疗最看重的一年，全年548个项目，314亿资金，以天使轮到B轮之前为主；A轮融资金额是2014年A轮资金的4-5倍。
2016年，项目477个，共310亿资金。但这些数字从2017年开始减少，到2018年出现断崖式下滑，近两年遇冷后，总投资金额与之前相比下降了五分之四左右。
“疫情之后，互联网医疗再次引起资本市场的关注，重点领域仍然会有大量资本进来，并且这些资本体量都可能会很大。”王晓岑称，这些资金会更理性，更关注头部项目。“我们看到过一个估算的统计量，疫情期间新增用户里面，约70%是认可头部平台的，足见头部项目口碑已形成。”
美国慢病管理公司Livongo在疫情期间股价涨了两倍多，从之前的25亿美元市值到现在的56亿美元市值，对应的收入水平仅仅1.7亿美元。至少就是说二级市场已经充分的给予了这些项目的一个肯定，这样会带动一部分的资金效应。
王晓岑还提到，互联网医疗各个环节在疫情期间被打通，未来商保如何接入？基于商保的医院信息化基础设施是什么样？保险科技类的发展方向是怎样？这些细分领域都值得关注。互联网医疗渗透率低，还只是个位数，与微信、微博、抖音这种量级的产品相比，还有很大的空间。未来用户量级再上涨几十倍，才有机会真正开发出健康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