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电影网讯 “我是柴楚然，相信直播间有很多人都认识我哈。”“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一名青年导演、编剧，这次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原创的影视剧项目。”屏幕前，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男士正在向观看直播的用户介绍着自己的剧本内容。
正如李佳琦飙着一口熟悉的“oh my god”5分钟卖出15000只口红、薇娅以4000万的高价卖出“快舟一号”运载火箭一样，直播界每天都在见证着不可能。
这不，伴随着直播热度的水涨船高，这把“火”也猝不及防地“烧”进了熟悉的影视圈。
22部剧本 16000人次围观
“直播卖剧本”火了
自4月3日起，由编剧帮发起的首期“直播卖剧本”系列活动持续进行。
直播中，每位编剧有10分钟剧本阐述时间和5分钟在线答疑时间。编剧可在限定时间内对自己的剧本和项目进行详细介绍，观看用户则可在直播中针对每位编剧的剧本提出问题。
倘若有制片人有进一步需求了解编剧内容，还可以选择花费168元进行打赏，由编剧帮牵头与编剧进行深入沟通。
图片来源：直播截图
迄今为止，“直播卖剧本”系列活动已经举办了五期。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来自全国范围内的21位编剧共为观众展现了22个剧本，吸引了超过16000人次的围观。
包括《被光抓走的人》《疯狂的外星人》编剧董润年、《我是余欢水》原著作者余耕在内的不少编剧都为其“带货”，引发不小热议。
编剧帮创始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杜红军坦言，目前活动效果“完全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编剧帮创始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杜红军做客谈“直播卖剧本”活动
杜红军表示，之前想要推广一个剧本，必须去电影节或者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推广的成本就“比较高”。如今在疫情期间，编剧帮先是邀请很多知名编剧线上授课，后来又牵线各方、筹备了“直播卖剧本”的活动，实际上是为编剧发挥优势提供了更好的展示平台。
“目前举办的五场活动大概有一万多的观众观看，还有不少国内公司来跟我们沟通，希望进一步了解剧本，很多媒体同行业也给予了很大关注。其实我现在复盘回想一下，可能目前行业对于原著和原创剧本的渴望和期待非常高，也许这就是大家这么关注这个事情的重要原因。”
正如杜红军所言，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提升影视作品的关键点在于“输入优质故事”。
想要拥有更好的剧本和故事，提升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平，必须“去掉一切门槛儿”，不断为行业输送新鲜血液。因此，“直播卖剧本模式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值得鼓励和提倡。”
也有观点指出，“直播卖剧本”的行为是“新时代和新形势下的新形式”，也是能“改变传统不透明的剧本交易模式”的有效途径。
知名编剧宋方金就在微博上称，“直播卖剧本”的形式将“从根本上改变供求关系，让新人编剧和年轻编剧跟资深编剧和成熟编剧接触到同样的资源平台。”
评价两极、争议不断
直播带“货”会是自救妙招嘛？
虽然整体反响不错，但质疑的声音依然如潮水般涌来。
“认真的么？编剧竟然已经穷途末路到直播卖剧本了？”“有几个买剧本的会看直播？”“我就想问这个知识产权怎么保护？是赌有人看上没人抄吗？”
一位笔者熟识的编剧也表示，自己“还在观望态度”。“我听了一耳朵，直播有个编剧说得像单田芳一样，非常评书范儿。这个模式能不能走得长远还是未知数，毕竟从撰写剧本到最终拍摄中间还有很多环节，目前直播卖剧本还是噱头大于实际效果。”
该编剧认为，“直播卖剧本”的模式明显存在一些问题。编剧虽然是影视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但平时面对的大多还是业内人士，与常看直播的群体重合度不高。
倘若有些编剧笔力过硬但表达能力较差，那么直播期间就很难调动起观众的兴趣，“你让一个口头表达能力弱的人去卖货，不是把自己的短板直接展现出来了吗？这剧本能卖得出去嘛？”
与此同时，一部精心写就的剧本洋洋洒洒数万字至数十万字，很难在短暂的十分钟展现得淋漓尽致，将本子里所有的高超和名场面一一呈现，这本身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事倍功半的一种体现。
尽管众说纷纭，但该活动发起人杜红军始终认为，编剧直播卖剧本“无可厚非”。
“我们目前整个行业都在做自己的营销推广，包括你像导演拍一部电影，他不得去做路演吗？写了小说不要去做签售嘛？所以编剧直播卖剧本是很正常合理的一个现象。”在接受《中国电影报道》采访时，杜红军说，“编剧原本是幕后的一个身份，今天如果有机会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更多人去认识他，这本身就是一个好事。与此同时，编剧还能通过这样一个行动锻炼自己的口才能力和演讲能力。”
在保护编剧知识产权方面，他也透露，编剧帮背后的中国影视娱乐法学会拥有“国内五六百位一线的律师、资源”，只要编剧遇到侵权或抄袭事件，编剧帮就能“及时帮忙维权”。
针对编剧口头能力弱等质疑，杜红军也表示，“有些编剧“确实在表达方面不太好”，未来或将邀请一些演员采取“剧本围读”的形式代替编剧直播，也会在时间管理和统筹方面做得更加充分，不会像第一期一样，“筹备了一天就开始做了”。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去帮助编剧，去把这个项目推广起来。”
《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存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受市场收缩、资本退潮的影响，有七成编剧项目数和收入都有所下降。
其中，剧本被采用但无署名、被盗用创意大纲或核心情节等“被偏稿”、侵权情况，也发生在不少编剧身上。
毋庸置疑，本次编剧帮发起的“直播卖剧本”系列活动，是疫情期间影视行业一次自救行为。让编剧直面市场和制片人，也为编剧地位的提高、获得更多资源和机会，以及剧本销售产业链的完善提供了有效渠道。
然而，据目前活动公开数据显示，第一场到第五场的直播观看量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同其他热门直播类产品相比，整体“带货”效果也不够乐观。
与此同时，“直播卖剧本”只是影视项目达成的其中一个环节，最终交易依然要线下完成，是否能真正为编剧带来帮助依然要等等待时间的验证。
“直播卖剧本”的模式究竟能走多远？未来是否又能通过其他手段促进剧本销售和更多好故事的产出，为影视行业赋能？
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