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品丨请勿抄袭

在书房抚琴的高佩罗

高佩罗，原名罗伯特·汉斯·古利克，1910年出生，荷兰人。

他是汉学家、东方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

作为荷兰职业外交官，他通晓15种语言，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地，曾在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大马士革、吉隆坡等地任职。

他的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成功地造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2012年被网络誉为“元芳年”。

一句“元芳，你怎么看？”火遍了大江南北。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狄仁杰小说系列，实则出自一外国人之手，这人便是高佩罗。

1943年高罗佩出任荷兰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在战时首都重庆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从此便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不可自拔，更是立志要娶一位中国妻子。

那么高佩罗又是怎样与中国产生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呢？

先从1935年说起，当时高罗佩在日本，因缘巧合读到了一本奇书，即清初的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

高罗佩惊叹于中国公案小说的有趣，将其翻译成英语介绍至西方，一时兴之所至，竟袭用其中的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写了狄仁杰探案系列的第一本《铜钟案》，出版后大受欢迎。

高罗佩遂一发不可收，先写出《狄公案》中的后三本：《迷宫案》《黄金案》和《铁钉案》，之后，每年一本，共写出13本《狄公案》小说，包括一本短篇集，立即风靡全球。

各国版本的狄公案

1949年，高罗佩将以唐朝名臣狄仁杰为主人公的小说《狄公案》翻译成英文在东京出版；

1958年，他继续以狄仁杰为主人公创作推理小说集《大唐狄公案》，在伦敦出版，此后畅销全世界。

这套书当时在西方风靡到什么程度呢？

不仅荷兰外交官必读，而且美国国务院也曾规定，到中国任职的美方工作人员，都要阅读高罗佩的小说，以加深对中国人的了解。

荷兰文版的《大唐狄公案》插图

除了写中国的侦探小说，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非常痴迷，著有以下作品：

《琴道》（1940）

《中国琴论随笔》（东京，1941）

《嵇康及其琴赋》（东京，1941）

《东皋禅师集刊》（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4）

《中国绘画鉴赏——中国及日本以卷轴装裱为基础的传统绘画手法》（罗马，1958）

《书画说铃》译本（贝鲁特，1958）

甚至还有跟中国长臂猿有关的著作：

《中国长臂猿——中国动物传说札记》（莱顿，1967）

高佩罗的夫人也曾在采访中说过：

“他不是外国人！从我们认识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

从许多方面来看，高罗佩的确比中国人还要中国。琴棋书画不说，他随心境不同自取字号、命名书斋的习惯，也纯粹是中国文人的雅好。

为了表示仍然不忘祖国，他的题款总要特别注明“荷兰”高罗佩，往往还加上中式字号，像是“和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

笑忘、芝台分别是他的字、号，中和琴室则一度是书斋雅称。据说他在婚后，嫌原来的斋名不够浪漫，还特别改称“吟月盦”。

高佩罗

再来说说高佩罗对中国汉学研究所做出的的杰出贡献。

高罗佩最为中国学界熟知的汉学研究是其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开创性探索。

他涉及这一领域纯属偶然，因狄公案系列中的首部小说《迷宫案》在日本出版时，在是否用裸女作封面这一问题上高罗佩与日本出版商发生争执。高氏认为中国没有色情艺术，以裸女作封面不符合中国传统；而出版商则持相反意见，并建议他去书店及古董店找一找。

《狄公案》英文版封面

由此，高罗佩购得明代春宫版画《花营锦阵》雕板并开始了对中国春宫画的研究，出版了《秘戏图考》这部开拓性论著。在此基础上，不久他又将整个中国古代性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从性史、社会史及文化史角度，结合大量文献、史料、秘籍，撰写了《中国古代房内考》，不但向西方读者揭开了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神秘面纱，更被汉学界视为该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

《中国古代房内考》英文版封面

高佩罗是最早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学者。

“中国金赛博士”，“亚洲性学第一人”刘达临教授也赞扬高佩罗先生的研究成果。

刘达临教授

高佩罗能撰写出《秘戏图考》也真的是经历万难。

首先，他是一个外国人，本身对中国的秘戏图、性习俗、性生活一无所知，中外也完全没有相关的研究可供参考，高罗佩发现自己连这样一篇介绍性的简单文字都难以完成。

其次，性生活、性器具和性文化向来是中国人最幽秘的一部分，讳莫如深造成了研究资料和研究领域的真空。

困难重重反而激发了高罗佩的好奇和研究兴趣，他开始广集史料，探幽索隐。他费尽周折收集到了24幅秘戏图，并寓目过《胜蓬莱》、《风流绝畅》、《花营锦阵》、《风月机关》、《鸳鸯秘谱》、《青楼剟景》、《繁华丽锦》、《江南销夏》等八部春宫画册，又参照阅读了一系列明末的“情色禁书”，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领域的拓荒和开山之作《秘戏图考》，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鼻祖。

高罗佩著作

高罗佩撰写《秘戏图考》的动因之一，是纠正西方对中国人性习俗的偏见，强调“古代中国人的性生活在整体上是健康和完全正常的”。他考证，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相当开放。战国时的秦国的宣太后会在外国男性使臣面前，用性交比喻政治，宋代民间有半裸上身的女子相扑。另一个有价值的发现来自他收集的300多幅明代春宫图，显示在古代中国，正当的夫妇性爱是非常公开的，总有丫鬟等女人“在场陪伴”，只有不正当的男女性爱才会回避他人，是为“偷情”。

高罗佩评价说：“中国房室之私，初无用隐匿，而可谓中华文明之荣誉也。”他甚至称房中书的编写者是“中国女权主义思想的先驱”，《某氏家训》的作者是“一个尤为关注妇女幸福与保护的见解独到的思考者”。

而《秘戏图考》的价值也是不可估量。

首先，秘戏图的资料价值很高。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图画在中国的套色版画中是屈指可数的精品，“实为明代套版之精粹，胜《十竹斋》等画谱强半，存六如（唐寅）、十洲（仇英）之笔意，与清代坊间流传之秽迹，不可同日而语”，为中国版画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一般认为中国画擅长山水花鸟，不擅长人物，尤其不擅长描绘人体，而春宫画册作为“描绘方位不同之裸体男女的技法娴熟的图画”，证明中国画家也有表现人体和描绘生活原型的能力，而且，明朝的套色版画有一个从缺乏自信心的尝试经由完美再进入颓废的发展过程。

其次，秘戏图对社会史、文化史、医学史研究都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它们的产生最初具有宗教的涵义，内容与房中书、色情小说有内在联系，在特定时代的广泛流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尤其性风俗。从文化史角度说，秘戏图可以提供难得的古代生活细节，给研究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比如“它们对各式各样的家具、雕绘了花饰的屏风和多样化的装饰物的细致表现，在那个特定时期的内部装饰方面，提供了有趣的资料”，尤其是“在内衣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它们罕见于普通的中国绘画”，能弥补《中国历代服饰》一类著作中的缺陷。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版画描绘的各种姿势，具体反映了当时的性生活细节，而正如房中书所强调的，古代的性行为与养生有紧密联系。

最后，秘戏图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和证明中华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通过比较研究中国的春宫套色版画和日本的同类浮世绘作品，“清楚地证明了日本套色版画家对他们的中国先生的极端倚赖。早期的日本浮世绘画家不仅采纳中国的彩印技艺，而且紧紧袭用中国的绘画风格，有时甚至限于简单地把一种日本韵味移入中国画来创作他们的作品。”

最后，不忘说一说高佩罗和中国妻子水世芳的爱情故事。

在重庆荷兰使馆工作时，他爱上当时在大使馆任秘书的水世芳。水世芳的外祖父为清末名臣张之洞，父亲水钧韶曾在德国和法国担任外交官，也曾经在清政府的铁路部门任要职。高罗佩这样形容自己的选择：“要和一个西方妻子永远幸福，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实现个人幸福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我应该与一个亚洲女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女人结婚。”

高佩罗和水世芳

在高罗佩对东方神秘文化探求中，女性也永远是最重要的引领者。在中国，水世芳则使他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中国人。他们的夫妻关系是传统中式的，高罗佩自己这样记载道：“即女人主内，所以S.F.（世芳）忙于内部事务，对外部事务不很感兴趣。这意味着我们从来不谈论我的办公室工作，也从不谈论我的学术活动。当我单独出去时，她不问我要去哪儿，当我回来时，也不问我干了些什么。”

水世芳接受采访时，她形容夫婿没有斗争心，心肠很轻，事事动情，“他年轻时候又长得很帅，好多人追，生活不容易啊！”她也记得那张古装照片，是他们第一次到东京时，高罗佩由古董店刚买回来，兴奋之余，夫妇俩穿扮起来留下了这张合影。

高佩罗和水世芳

一个中国社会名媛嫁给了外国才子，郎才女貌天仙配，却实在不是一个特别浪漫的爱情故事。

根据高佩罗儿子回忆：

母亲生长在古老的中国大家庭，接受非常传统的教育，由此回想，我的确很惊讶她在廿一岁结婚离家后所表现出的韧性和独立”；

母亲当年所嫁的，不仅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个四处飘泊的西方外交官。在三年一调的制度下，她几乎别无选择地随时准备面对环境转变、文化冲击，甚至新的语言；

她必须立刻进入状况、妥善照料家人，并且在晚宴中谈笑周旋。此外，她还要接受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父亲即使在公余也永远忙碌，我感觉得到她的压力和负担。

高佩罗一家

这段婚姻一直延续到高罗佩去世。在高罗佩生病住院期间，他曾对医生瓦尔肯斯谈过他们的婚姻，他认为如果把东方人的聪明智慧和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东西，他补充说，“我想那是你能够结合起来的最美好的东西”。而水世芳则评论高罗佩说，除了外表，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人。

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有平淡如水的夫妻。

也许这就是爱情最后最真实的样子。

也挺好。

起码真的做到了，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