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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发展到‘融合计算’是一个自然的进程。”联想集团首席科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祝明发说，计算机性能提升的速度永远不及需求的增加，加快提升计算力，推动计算力共享，并“赋能”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是当务之急，与技术、行业、生态的融合发展才能更好地发展科技。

　　“自主可控不是一个可选项”

　　从1978年，我国启动巨型计算机研制工程至今，中国超算已经走过了40余年，期间破解了多个“卡脖子”环节，硬生生闯出一条“新路”，走到了国际前列。但从全球范围看，尤其是和美国相比，我们仍有不少差距。

　　这样的差距存在超算的各个部分，包括高性能处理器和加速器，特别是3D的内存、新型的存储器件、光交换和光传输等。前不久，中科曙光、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等E级超算原型机的研制方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许多瓶颈技术再无法从国际上寻求突破。

　　“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我们现在发展肯定要有一个底线思维，自主可控可能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唯一的出路。”钱德沛说，在外部限制甚至封锁的条件下，如何继续发展中国超算，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虽然自主可控和开放合作并不矛盾，但只有自身强，有自己可以控制的技术才有可能广泛地开展合作。

　　钱德沛建议，除了重视体系结构的研究，下一步，我们应特别重视构建高性能计算的生态环境。“现在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处理器来研制系统，从操作系统语言、编译开始到应用软件的开发等，要尽快地通过技术辐射形成国产服务器的序列。如果构建不起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技术就没有用。”

　　目前，我国大型科学计算的应用软件基本上依靠进口。一些国家重大行业企业研发了部分应用软件系统，但多数停留于自研自用，缺少相应的产业化工作，商业推广应用能力不足。李国杰说，我国超算经费用于应用软件开发的还不到10%，约为美国的1/6。补齐软件短板的关键是人才，但目前能培养高性能计算软件人才的大学很少，需要加强。

　　另外，“软件开发要走开源的道路”，钱德沛说，软件如果封闭在自家单位里那很难成熟。同时，还要重视超算和新技术的融合。他认为，未来各种智能的加速部件都会以数据为中心构建，因此，AI、大数据等应用将对超算的体系结构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