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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著名记者爱泼斯坦1965年第二次赴藏采访时，敏锐地注意到在西藏各地的党政机关和教育医疗等部门出现了大批藏族干部，其中许多人原本是农奴和奴隶。在《从奴隶到工人——拉珠一家》和《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在斗争中成长》等报道里，藏族干部群众的亲自讲述，新旧两个时代的鲜明对比，使报道具有无可争议的说服力，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毛泽东同志曾赞扬《中国建设》“用事实讲话”的办刊方针。海外读者正是从这些充满翔实细节的报道中理解了新中国所带来的伟大社会变革和深刻历史意义。

　　1981年6月19日，《人民中国》文字记者沈兴大和摄影记者刘世昭从天安门出发，骑着飞鸽牌加重自行车，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南，展开了为期408天、总行程达5000多公里的“大运河之旅”采访报道。一路上，他们经过了6个省市，采访了53个县市77个村镇，访谈了上千人。沈兴大仅采访日记就记了7大本10万多字；刘世昭拍了100多个胶卷。这组报道用鲜活的细节和精彩的图片全面展示了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及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长达20余万字的连载，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运河热”。日本神奈川日中友协连续6年组织了190人次，来华进行大运河自行车之旅。日本爱媛县的一位老读者在来信中写道：“我每期总是最先阅读《大运河自行车之旅》。它那始终轻松的笔调，具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将我带入无比愉快的‘中国之旅’中。”

　　忘我工作，只为让更多读者喜爱中国

　　“我们从事外宣工作的人，一心一意就是要尽最大努力，让世界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为我们的祖国争取越来越多的朋友。”中国外文局资深记者张彦的这番话，道出了外宣人的初心。

　　张彦回忆《人民中国》创刊时说，“大家马不停蹄，昼夜奔波，文的武的什么都干，不知那时哪来的这么大的劲头。从那时起，我们《人民中国》这一帮人，一个个似乎都得了‘工作狂’的病症，一门心思就是搞好杂志，吃饭睡觉都想着它。下班后或节假日，串门聊天，三句话仍然不离本行，以致让女主人‘难以容忍’。‘下了班在家里还是谈工作，你们有完没完？’”

　　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如火焰在心中燃烧，这群把工作视为生命的人，在用生命记录中国。《人民画报》摄影记者吴新陆患有肝硬化，但他从不接受组织给他安排的轻松工作。相反，哪里艰苦，他就去哪里。在云南采访少数民族时，他跟着马帮翻山越岭，足足采访了两个月，拍摄回来大批珍贵图片。由于过分劳累，他的病情日渐恶化，但他仍不停息地工作，直到去世。临终前，他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墙壁上挂着一幅全国大地图，上面插着很多小红旗。他指着地图对来看望他的同事说：“地图上的小红旗是我采访到过的地方，有一多半是空白点，走遍全国，我这一生是做不到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吴新陆想到的仍然是工作。

　　《人民画报》摄影记者何世尧去西藏采访了8个月，带回来10组稿件，件件精彩，而自己变得又黑又瘦；张吉年去西双版纳采访，高山密林，音讯不通，整整8个月与外界失去联系，就在家属和单位心急如焚的时候，他带着精彩的图片和稿件回来了；爱泼斯坦四次赴藏采访，每次至少3个月，有时为了赶急稿，整夜不眠不休……

　　1972年，为了拍摄黄河源头，《人民画报》记者茹遂初带着一张20年前军队绘制的草图，踏上了青海北部遍布沼泽的无人区。28个昼夜，茹遂初吃着半生不熟的水煮挂面，蹚过连马都不愿意下水的冰冷河流，克服严重高原反应带来的头痛，终于拍摄到了黄河源头那一眼汩汩流淌的清泉。4年后，在海拔近6000米的唐古拉山各拉丹东雪峰下的姜根迪如冰川，茹遂初在缺氧和严寒中足足等候了3天，抓住短暂的十几分钟窗口期，抢拍出一张公认最早也最好地反映长江源头景观的照片。这张题为《大江之源》的照片第一次向国内外读者展现了长江源头，画面里雪山、冰川和融水形成的辫状溪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雄奇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