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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视障者何时能和健全人一起“看”电影

　　8月29日上午9时，上海国泰电影院迎来一群“特殊”观众。当天，他们“听”完了一场为他们特别放映的电影《上海堡垒》，影片中上海“陆沉”的景象经由现场电影讲解员的解说，在这些观众的脑海中清晰“浮现”。

　　这是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与市残联共同主办的“无障碍电影”公益放映中的一场。从2012年至今，上海市、区共有18家商业影院每月放映一场无障碍电影，每年放映200多场次，几年来累计为10万余人次提供观影服务。此外，全市160多个社区建立了无障碍电影放映点。

　　上海无障碍电影推广走在前列

　　视障者享受电影的方式主要靠“听”，听电影让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感受色彩斑斓的世界。但记者发现，以视障人群为主要目标观众的无障碍电影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这部分人群的需求；无障碍电影模式还因版权等因素难以在全国全面有效地推广。

　　“无障碍电影”不同于普通的录音剪辑，主要是对电影进行场景分解，在对白和音响的间隙，用视障人群能够理解的语言，讲述画面信息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情感与意义，帮助视障人群欣赏电影。一部电影要转化成“无障碍版本”，需经历多重步骤，不同工种分工合作才能完成。

　　上海的无障碍电影推广工作走在全国前列。2009年，市残联、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联合成立全国首个无障碍电影工作室；2012年，由东方广播中心与市残联共同主办的“无障碍电影”公益放映开启，上海国泰电影院挂牌成为上海市第一家“无障碍电影院”；2013年，“举办无障碍电影日活动”被写入《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北京也较早探索“无障碍电影”。2005年，北京第一家面向视障人群的“心目影院”在北京鼓楼西大街的一个四合院里成立。从2005年到2017年底，“心目影院”累计放映电影超过700场次，参与的盲人观众近2万人次，志愿者6400余人。

　　上海和北京的经验给其他城市带来启发。这几年，天津、南京、南通、长沙、成都、沈阳等地也先后尝试举办无障碍观影活动。但它们覆盖到的人群比起中国2000万视障群体的基数还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欠发达地区仍处于“盲区”。

　　版权例外限制能否扩展到电影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主持人曲大鹏长期参与“无障碍电影”公益志愿者活动，他认为，“无障碍电影”发展和模式推广过程中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版权问题。

　　无障碍电影在放映前，需要根据盲人的特点把“看不到”的画面通过声音解说的方式实现“可视化”。要实现“无障碍”，先要获得影片版权方的授权。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盲人使用他人作品做出著作权法的例外限制，仅限于文字作品。未经电影版权方的许可，制作无障碍电影并在线上或线下播放，会侵犯版权方的复制权、改编权、放映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限制了无障碍电影的片源和发行。

　　市残联兼职副理事长、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残疾人轮椅击剑运动员金晶说，许多电影涉及好几个版权方，要一一找到、沟通，颇费周折。可以说，由于受到电影版权法的限制，不仅无法实现“无障碍版”电影的市场化量产，即便是在极有限的公益运行范畴内，也很难逾越这一法律规定。

　　因版权问题，无障碍电影的片源选择受到较大限制，志愿者团队只能为盲人们制作类似《简爱》这样已进入公版的老电影或少数愿意提供版权的影片。此外，加上制作周期等原因，视障人群“听电影”基本与市场热门电影无缘。

　　金晶和曲大鹏都建议，能否参照盲文的版权法内容，在电影版权上增加修订条例，让同样针对于盲人的无障碍电影“解禁”，这样不仅让视障群体享受到更平等的收视权力，也有利于无障碍电影在市场上真正实现“无障碍”，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影产业链的完善。

　　光靠公益，无障碍电影难以产业化

　　即便愿意授权的发行方在增多，但在实际操作中，肯拿出资金制作一版无障碍版本的影视公司寥寥无几。目前，无障碍电影还停留在公益层面上，无法进入产业机制，很难形成可持续性发展。

　　“无障碍版本的制作成本并不高，绝大部分是台词创作者和配音演员的人力成本，与影视剧的片酬和制作花费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但因为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企业都不愿意做。”曲大鹏说，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门面向视障人群，负责从制作、解说到发行、放映一条龙服务的影视机构，更没有形成专业化运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