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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见主权问题没得谈，就变换了策略。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撰文写道，英国人在1985到1997年之间，对香港的制度任意地大改特改，尤其是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内(1992—1997年)。

　　熊玠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香港的立法局，有史以来就不是民选的。由于它一直是由港督所指派，所以才叫‘局’，意即它是行政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在1995年，港英政府破天荒地产生了一个民选的‘立法会’。其目的，由今日回首观之，就是英国人在临走之前，要制造一个英文里说的‘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惊爆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另外还有人趁机冒出支持香港‘独立’的主张。凡此种种，俱是证明了英国人临行前蓄意在香港制造‘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的确见效了。”

2016年，香港立法会惊爆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

　　“第二个例子：有两个在港英时代维持香港治安很关键的重要法规，被英国人在临行前贸然取消了。一个是‘公安条例’，另一个是‘社团条例’。在‘公安条例’没有取消的时期，如有人群要上街示威游行，非得先向香港警察申请并取得许可之执照不可。如警察不批准，游行就是非法，警察立刻可以抓人。在‘公安条例’取消以后的香港，示威游行的人群，只需要在上街游行的同时向警察通知一声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动不动就有示威游行发生。在以前的‘社团条例’之下，港督对于任何香港社团，只要他怀疑有里通外国的情形，立刻可以宣布这个社团为非法组织，并吊销它的执照，其中包括接受国外的捐款。今日回头来看，英国人将这两个法律取消，其用心凶狠恶劣，实无以复加。”

　　港英时期另一个重要机构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它们沿袭了英国的传统，属于判例法系，法官的判决在司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这与中国内地实行的大陆法系截然不同。法官的任免也沿袭了英国的终身制，一旦港督任命，除非死亡或主动退休，法官可以终身任职。在港英时期，任命的法官绝大多数为英国国籍。这一问题遗留至今。2016年产生的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17名大法官中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不少人认为，他们的判例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今年7月14日，暴徒杜启华把一名警察的一截手指生生咬断，结果两天后，法官就以1万元保释金、不准涉足新城广场为条件，同意了杜启华的保释请求。司法界对暴徒的轻判，对警务人员权利的漠视，也对暴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环环上周刚写过，做香港警察到底有多难，你根本想象不到……点这里复习)

　　张俊义还提到一点：“英国在撤退前培育了一批信奉西方价值观的公务员队伍，特别是亲英的高级公务员。被称为‘乱港四人帮’之一的陈方安生就是一个典型(其他三人为黎智英、李柱铭、陈日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香港一些人从心底里认可西方价值观，不认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陈方安生正是彭定康一手提拔的，1993年11月，彭定康让她接替霍德，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回归后改称政务司司长)。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英国人还在时刻惦记这块土地。英国学者罗思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英国政府罔顾香港回归的事实，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挑衅中国政府。“就在2019年7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发表声明，完全歪曲了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协议。将香港归还给中国，从定义上说，是将主权移交给中国，因此香港的事务就是中国国内的事。相反，亨特试图声称英国在香港保留了一些权利。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称：‘我们是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人;通过监测其执行情况，我们正在按照我们的承诺负责任地行事，而不是干涉……’”英国人口中的“监测”还“落实”到了书面上。1997年7月，英国政府开始发布第一期《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到2019年3月底，已经发布到第四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