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央视对话

作者：宿琪

前言：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名誉董事长。他被称为中国企业界的教父，他是《对话》幕后团队最尊敬的一位长者。大大小小他上过节目十余次，最长的一次记录是在2013的春天。这一年，正值他69岁高龄，他不辞辛苦，在《对话》演播室的畅谈有四个多小时。

2013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也是曲折前行的一年，也是色彩纷呈的一年。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中国经济也到了一个“坎儿”上，转型升级大幕拉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各种红利似乎已经消失、民企生存空间越发艰难，“实业难做”成为许多企业家的感慨。《对话》推出了关注改革的系列节目，柳传志首次针对改革和陈伟鸿倾心长谈。一系列新鲜的观点和故事呼之欲出。

经历了长时间的调研和策划，我和导演张晓蕾确定了两条线索贯穿对话。一条线索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重要的改革节点，另一条线索是柳传志的创业历程和企业家特有的政商智慧。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企业家的自身命运和这个时代改革浪潮紧紧相连、息息相关的40年。我们要寻找这两条线索的交叉点，从人物故事带出历史背景，从历史改革反观联想发展。在2013年初的改革大讨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让柳传志发出属于他特有的声音，我们必须让更多的企业家从他的成功道路上学到什么，这才是我们最终想找到的答案。

故事1：企业家在改革中如何定位？ “我可能会软弱，但绝不动摇”

1984年，在中科院的一间小屋里，有了一家11个人的小公司。20万元钱，翻开了联想这个传奇故事的第一页。联想当年的发展是一次次地冲破政策的束缚，一次次地挑战当年政府的神经，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逐渐厘清。在这个过程中，柳传志渐渐成为了政商关系的高手。

2013年的中国，面临着一轮新的改革。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柳传志用了一个小故事描摹了出来。“我看见有一个段子，倒还挺形象。一个女的在街上，钱包被人偷了，大声喊，小偷偷东西了，一个人没理她。她一喊警察打人，大家哗过来，哪儿是警察，这个劲头，其实这是真实的表现。就是很多事不公平，同样的基础条件，都要比后台、比背景。”

当种种的社会矛盾集中出现的时候，企业家们其实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寄予了更大的希望。他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变革，是进入到改革深水区以后动真格的。但这样的改革，柳传志希望是在稳健的方式下进行。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更能深刻地体会“变革”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1942》那个电影拍完以后，当时我看完那电影，半天我就没站起来，因为我确实见过、或者感受过那种情况。我们希望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平稳地改革，这种平稳的改革最好的方式还是由上而下相对平稳一点。”

用看电影的这个亲身感受做例子，柳传志在节目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希望改革，但是我反对暴力革命，这个是特别旗帜鲜明的。”在改革的重要关口，柳传志振聋发聩，代表企业家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不得不佩服，他的那种责任和担当。同时，他又是一个对话的高手，他总能以小见大的方式引出他的观点，小例子里面看出了大门道，大门道了体现了他的大智慧。同时这种智慧的传达不是生硬的，而是信手捏来，生动有趣的。

即便在改革的当口为改革鼓与呼，柳传志还是能保持长者和智者的那一份清醒和企业家的那份灵活和变通。在《对话》现场，他还拿自己开刀，说出了这样一句最经典的话：“我可能会软弱，但是我绝不摇摆。”

他说，联想绝不做过头的事，这是他绝不摇摆的地方。联想的成长跟改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改革的环境中，不停地适应环境，当大环境合适，联想就努力发展。当大环境不适合的时候，他们就努力给自己创造一个小环境。当小环境也不行的时候，他就待着不动了，他说他绝不越过红线，绝不越过雷池，这样才能保住命。

“环境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也不敢，这就是软弱的地方。不摇摆的地方就是说，永远知道有的人做得那个事当时很勇敢，他觉得不怕死，实际上是他不知死。不知死跟不怕死是不一样的。谭嗣同革命失败，被抓在那，说杀了我快哉快哉，我豁出去了，我知道这结果，那叫不怕死。不知死的人是不知厉害，我是经历过各种情况，我知道死，我怕死，所以我就软弱了，就是绝不做过头的事，这就是软弱不摇摆的意思。”

柳传志这一段对“我软弱但我绝对不摇摆”的解读，成为了节目中最生动最传神的一段表达。特别是他说到“不知死”和“不怕死”的区别的时候，他那诙谐的语言再加上略有夸张的表情，把现场观众都逗乐了。联想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时时刻刻地面临着处理“大环境”和“小环境”的问题。当他全情投入地讲出联想深刻的体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智慧的、诙谐的、甚至有些许可爱的企业家形象。做了《对话》节目十年的时间，我常常在想，当我们的话题激起了企业家的述说欲望的时候，你能从他的语言，表情，动作，甚至微小的变化中体察他的内心，那种传达出来的信息量是最全面，最生动的。

故事2：改革开放初期的迂回战略

在改革初期有着各种政策的藩篱。一个小企业就像埋在地里的一颗种子，如果外部环境艰难，它需要怎样集聚自己的最大的能量呢？面对风吹雨打的风险，洒下的一片种子里可能只有那一个生命力最顽强的才能够活下来。对于企业来说，这就叫生存的智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个人计算机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产业，1980年全世界只有30万台个人电脑，十年之后，这个数字达到了六千万。柳传志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市场变化。但是，联想却不能造电脑。因为，没有计划。当时在国内生产计算机是要电子工业部发生产许可证的。中科院是不能够生产计算机的，而联想恰恰是中科院下属的企业。认识到自己无法撼动现实规则后，柳传志选择了一条他称为“拐大弯”的路线。1988年1月，柳传志来到了香港。他的目的是在这个没有计划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为生产个人电脑做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备。柳传志始终有这样的信条，他是一个改革派，但绝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

柳传志在《对话》现场坦言，当年没有批文，花钱去买外汇指标这件事实际上就是走在政策的边缘线上。他“拐大弯”的具体做法是，在香港办了一个生产小作坊，就专门生产主机板。因为柳传志原来是计算所出身，本身有这个技术，又从国内就带去了一些同事，年轻的工程师在那儿。这主机小批量地板研制、生产完了以后，他就拿到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电子展上去参展。恰巧在展览的时候天公作美，众多的摊位上他们遇见了当年国家的电子部的考察人员，电子部人员在异国他乡看见了会说普通话的老乡，非常意外也非常亲切。这一次的机缘巧合促成了联想获得了国内的计算机生产许可证。当时这可是稀缺资源，虽然给他们的生产许可的限额不高，但毕竟说允许联想生产了。这就相当于怀孕的妈妈拿到的准生证的感觉吧。虽然同意了组装电脑，柳传志遇到了下一个拦路虎就是，但电脑的元器件到底从哪里买呢？

“你其实由于你没有进出口的批文等等，一个就是买走私品，一个就是买正规产品，就是不走私的。你发现什么，根本就没有不走私的，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你要是坚决做一个非常干净的公司，不走私，那公司就真的就别办了。我们在后来内部研究了半天，就决定画了五颗星，一颗星是一点不走私的，五颗星就是纯走私的。 三颗星是什么呢，三颗星就是你买的是走私的东西，但是我的手续健全。发票所有东西证明我没走私，别人买走的我不知道。后来我们就选择第三条路，三颗星。三颗星就是你利润上，你要把走私的那份，谁爱干什么干什么，跟我无关，他们把那份利润拿走了，我就是按这个钱买回来我做我的电脑，我就赚这份钱。这个就比较安全，我们就是做的这样的事。这种事弄不好也会出篓子。”我们不得不佩服，在那个年代，企业面临政策的束缚和藩篱，柳传志拿出了超出常人的勇气和智慧。

企业的成长面临着无数次的选择，企业家最痛苦的也是做抉择。做还是不做？即便选择做了，前面遇到无数的沟沟坎坎，就放弃吗？柳传志语重心长的一段话给现场的创业者很大的启示：“其实各位在座的朋友是不是有做企业，或者MBA准备将来做企业的，其实都可以这么去想。实际上，当你把你的目标定下来以后，你要想想，实现这个目标中间有没有死扣，就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事，或者是冒着红线以外的事。如果没有的话，在当时那种法制法规不明确的情况下，实际上确实是你可以通过各种迂回曲折的手段是能达到目的的。”

《对话》的幕后同仁更佩服他的是，他总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一个晦涩的道理讲清楚。就像上面他打的“三颗星和五颗星”这样的比方一样。而且我们的节目中有这样的理念，要让企业家们把话说透，不要每一个问题都是蜻蜓点水，而是要像打井一样打到最深处，不仅要把故事讲得生动，不遗漏一个细节，同时也要在情理之中藏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