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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洪言
来源：苏宁财富资讯
“90后的你，负债多少？”
这是知乎上的一个提问，2.2万人关注，2530万次浏览，7300多人作答。
问题后面附带一个投票，3800人参与，44%的人选择0负债，21%的人负债1万以内，当然，也有18%的人负债十万以上。
只看投票结果，我们还能理性地得出结论，年轻人负债整体可控，过度负债仍是少数；但若浏览热门回答，过度负债答主们的个中心酸、曲折滋味，作为从业者也难免要质疑借贷的合理性了。
年轻人借不到钱时，我们批评银行不作为，放贷不积极，我们强调借款是一种权利；年轻人借了太多钱时，我们又反思金融机构太激进，一心只想着赚钱，也不看看借款人有没有还款能力。
怎么好话都让“我们”说了——一会儿强调借贷是一种权利，另一会儿又批评并非每个人都享有借贷的权利。
并非“我们”善变，而是矛盾的心态，对应的往往是复杂的问题。比如借贷自由，就是个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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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钱的无止境追求和借贷意识的觉醒被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18世纪，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这么劝诫当时的美国人：
“金钱的本质就是增值。钱能生钱，钱子能生钱孙。谁要是杀死了一头母猪，就等于杀死了它所能繁衍的成千头猪；谁要是浪费了五先令，就等于谋杀了它所能产出的一切——不计其数的钱。……切记，借贷就是金钱。如果有人借钱给我，就是把这段时间中我用这笔钱赚的钱送给了我。”
作为美国开国三杰之一，富兰克林说出这些话时，背后不是商人对金钱的贪婪，而是政治家对一种新的生活准则的倡导。
就当时的美国民众来看，劳动并非劳动者的“天职”或“义务”，只是谋生的手段；企业家追求盈利是受道德拷问的，因为“追求超过自身需要的物质利益”，有违宗教教义。
在这种生活准则下，大家工作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非追求金钱本身。如果一天的生活成本是100元，5个小时挣够100元就够了，很少有人愿意工作10小时挣200元。一如我们看当前非洲、东南亚等一些地区的劳动者，干一个月，玩两个月，钱花完了接着再找工作，就是这个状态。即便是企业家，也是“佛系”经营、“佛系”竞争，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下班后和竞争对手们还能一起喝茶聊天，聊聊人生。
这种生活理念本身没有问题，却会导致工厂招不到合格的工人，也缺乏激励工人干活的手段，不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富兰克林对新生活理念的提倡，虽然在当时被守旧派指责为“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榨钱”，但对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有重要意义。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富兰克林提倡的这些准则追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以职业的精神，系统地、合理地追求合法利润。
当然，富兰克林一人的倡导无力改变人们的生活理念，更核心的力量是宗教改革带来的观念转变。当时，新兴的宗教改革家认为，信徒劳作的目的是增加上帝荣耀，其在职业中表现出的责任心是其“蒙召获救”的重要前提。
在这种新教伦理下，宗教提倡信徒要勤勉劳动，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时间无限宝贵，损失任何时间都等于减少为上帝的荣耀而进行的劳作；要在固定职业中劳作——没有固定的职业，一个人只是不稳定地临机劳动，游手好闲的时间会超过劳动时间。
宗教并非提倡人们追求利润，但在世俗世界客观上带来了这样的效果：企业家找到了不竭动力去创新、去扩大再生产；劳动者则更容易服从管理、愿意学习适应新的工作流程，主动在计件工资的指挥棒下献祭自己的时间。
一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需要人献身于赚钱这种‘天职’”。当人们把自身献祭于工作时，现代资本主义就诞生了。
要生产，就需要本钱，借贷也随之繁荣。于是，宗教伦理的推动、金钱意识的觉醒、借贷理念的转变叠加工业革命的推进，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从萌芽走向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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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不需要宗教理念的推动，人们也开始自发追逐金钱、追求利润，财富增长褪去了宗教伦理的外衣。而借贷，为财富增值添加杠杆效应，愈发受到市场追捧，成为市场经济体系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借贷，既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也成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成也借贷，败也借贷。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在《债务危机》一书中总结过借贷的利弊：
“由于信贷同时创造了购买力和债务，因此增加信贷是好是坏，取决于能否把借款用于生产性目的，从而创造足够多的收入来还本付息。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资源就得到了良好的配置，债权人和债务人都能从中获利。否则，双方都不满意，资源配置很可能就不甚理想。”
换言之，如果负债能产生足够大的经济效益，能使债务得到偿还，则借贷就是件好事。负债本息是确定的金额，难点在于，我们该如何衡量经济效益？
企业负债用于扩大再生产，效益体现为商品销售净收入。负债形成于当下，效益产生于未来，当下负债是明确的，未来效益却有不确定性。当企业主对未来很乐观时，100元的投入预期能带来200元的收益，还本付息绰绰有余，往往会加大负债力度，开足马力向前。如果预测成真，皆大欢喜；但市场是多变的，如果100元的投入只带来50元的收益，企业可能会被过度负债带来的高杠杆压垮，破产倒闭。
从单个企业推及到整个经济体，这种负债与效益的不匹配性成为经济周期的重要驱动力。大体上，高负债总是先催生经济繁荣，继而带来危机苦果，周而复始，与经济周期融为一体。
站在金融监管者和宏观调控者的角度，总是对高负债心生警惕，但也是又爱又恨。因为高负债固然有风险，低负债更有问题。低负债通常意味着投资低迷、信心不足，错失潜在发展机遇，带来失业问题，更是有损经济体的长期竞争力。
就像我们“宁要通胀不要通缩”一样，在负债问题上，也是“宁要高负债不要低负债”。尤其是危机后的复苏阶段，不能不依赖负债加杠杆这剂春药。而负债加杠杆，高到一定程度，便必须着手去杠杆，否则，负债的好处越来越少、坏处越来越多，从有利变成有害了。
2014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52%，远高于G20（包括中国）平均水平，2015年起，我国开始有意控制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同时为了稳增长，开始鼓励居民部门加杠杆，消费金融迎来了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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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个人负债与企业负债的逻辑全然不同。
企业负债投资，投资产生收入，收入还本付息，现金流具有自偿性，在逻辑上，只要经营不出问题，借多少都是可持续的。比如，很多企业，负债常态化高于净资产（即资产负债率 50%），运营上根本没压力，变态如银行，10倍杠杆也能稳健经营。
个人就不同了，个人负债消费，没有自偿性，借的越多、压力越大，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借钱买一件你买不起的东西，是在向未来的自己借钱，当下借钱买买买，未来必须紧衣缩食偿还债务。但人是不理性的，个人借钱通常缺乏规划，当下借的太多，未来紧衣缩食已无法覆盖还本支出时，债务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对于居民加杠杆，监管者通常会更谨慎。经过三年左右的高增长（2015-2018），2018年监管层便开始警惕居民杠杆问题。
实体企业部门仍在降杠杆，从信贷供给的角度，居民部门不能再降杠杆，否则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于是，居民部门开始控杠杆，控制过快增长，把多余的信贷资金导入小微企业。2018年下半年以来，小微金融和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政策加码，国有银行率先垂范，互联网巨头也吹响B端产业互联网的号角。
但与2015年前后企业贷款转向消费贷款的顺畅度不同，这次从消费贷款向小微贷款的热点切换，并没有预想中顺利。
诚然，银行业过去一年的小微金融成绩喜人，尤其是国有银行，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截止2019年9月末，五家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2.52万亿元，较2018年末增长47.9%，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年内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仅为4.75%，比很多中小型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都低。
但这么低的利率，只能覆盖小微群体中的优质客群，即被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了几年或十几年的资深贷款企业，风险相对较低：或有充足的抵押物，或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信用，或有优质的硬数据（如税费、交易等）。国有大行凭借极低的利率优势“掐尖”，中小金融机构被迫下沉，寻找资质稍次的小微用户，因数据积累、场景成熟度等方面原因，迟迟无法突破风控关。
由于小微信贷仍在起步阶段，信贷承接力有限，面对个人加杠杆的快速提升，只能空中加油，无法停车检修：即一边要维持个人贷款的正常增速（变超速增长为正常增长，以确保整体信贷增速与GDP增长的适配性）；一边着力调结构、控利率，压降高风险群体的借贷规模。
于是，高风险借贷群体，成为居民高杠杆下所有压力的集中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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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高风险借贷群体，很得人心：得C端借款人维护，因为人人觉得自己低风险；得持牌机构维护，反正也不是它们的目标客群；得舆论媒体维护，那些报道多时的暴力催收高利贷新闻，终于有了说法。
利益受损的，不过是无证放贷机构，不过是高利贷、套路贷分子，可是别忘了，还有那些被贴上高风险标签的用户。
金融机构不是福利组织，不负有救济高风险用户的责任，这一点慢慢成为共识。问题是，风险高低，定义权掌握在金融机构手里。你觉得风险低不重要，金融机构觉得你风险低才重要，不要你觉得，要金融机构觉得。
用户风险状况是一种客观现实，金融机构风险识别则是主观判断，主观判断一定能契合客户现实吗？显然不是这样。
犹记得几年前，在商业银行眼中，只有公务员、央企员工、代发薪用户、有房一族等寥寥几类人是低风险用户，其他用户一律归为高风险，恕不招待。结果是什么呢？70%以上的用户都被银行贴上了高风险的标签（如2015年央行征信有信贷记录人口占比为26%左右）。
现在情况好了很多，那是因为一大批互联网机构、小贷公司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当时的所谓“高风险群体”积极探索、主动服务，变无贷户为有贷户，变“高风险用户”为“低风险用户”。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本身也许没有变化，只是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提高了，有能力把真正的好用户挑出来。
可挑选的前提是得让金融机构去接触这些高风险用户，风险识别能力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在失败中成长。所以，当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把高风险群体拒之门外时，谁来帮那些被贴上高风险标签的低风险客群撕掉标签呢？
好在，金融本就是受调控行业。我更愿意相信，此时对高风险群体关上大门，只是基于调控需求，为了在行驶中维修车辆，待特定群体的高杠杆风险解除后，我们会把关上的大门重新开启，鼓励金融机构服务高风险群体，慢慢撕掉贴在高风险群体身上的高风险标签，这才是普惠金融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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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感叹道：
“民族或宗教的少数派，即和统治者相对的被统治者集团，由于其自愿或非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团体之外，更容易倾向于投身于营利的道路上，其具有天赋的成员，没有机会出任国家公职，只能在经济领域内实现其野心。近两千年来的犹太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同样的，被剥夺借贷自由的“高风险群体”，被排除在正规持牌机构的视野之外，他们的借贷需求只能转向地下高利贷，直至变成真正的高风险群体。
我想，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薛洪言，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微信公号：洪言微语（ID:hongyanweiyu）。
当他们打开那款叫做扫雷的小游戏，一种新的饥饿感出现了——尽管在旁人看来，这款游戏意味着枯燥、寂寞、没有现实回报，还要忍受无穷无尽的失败。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