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江滨

　　诗人古柳的诗文集《说不定》（团结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不久前面世。古柳天生就是一个诗人，他是和诗有缘的。即使不写诗，诗也在他的身体里，血液里，呼吸里。他有首诗《把酒灌醉》，酒能把人灌醉，人怎可把酒灌醉？答案是，人醉了，酒也醉了。其实可以说，他把诗灌醉了。诗一度让他痴狂，让他燃烧，让他沉醉。但古柳还是在沉醉中保持了清醒，诗行里有一种理性和内敛。这种节制和控制对于写作是必须的，但对于诗人而言同时也是一种制约和限制，不能让生命之诗释放到极致，诗的脚步也就不能行之太远。就像古柳后来剪去了长发，没有了诗人外在的形象，他内在的诗的翅膀差不多也剪掉了。没了飞翔，那就足踏大地。自然的，古柳由诗转向了歌，由空中的云雀变成了人间的歌者。但是，那个“核”还是诗。他说：“感恩诗歌，诗歌于我是一种生命状态，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超越文字的修行，是缘分，是救度。于我而言，没有诗就没有歌，就没有我的审美历程。”

　　纵观古柳的诗歌创作，其特性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诗体建构的先锋性。古柳的诗属象征派和朦胧派一路。他主要吸取借鉴了西方象征主义和意象派诗歌的审美思想与艺术技巧，如艾略特、叶芝、里尔克、庞德等。诗行中布满了跳跃、空白、暗示、联想、象征、隐喻，时空交错，语词的构成与意象的内涵有一种二度背离的效果，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古柳写诗是把现实的东西打碎，然后按照一种生命的要求和新的审美原则重新拼贴起来，构筑了一种纷乱的、多极的、放射性的艺术审美空间。二是艺术表现的内敛性。古柳的诗往往从偶然的意象入手，抓住瞬间的生命感受，他写诗不是想告诉别人点什么，而是走向内心，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倾注自我的体验与感悟，宣泄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但这些完全不是外向的直抒胸臆、直接抒情放歌，而是把意象当做一种意绪的附着物，把内心所要表达的东西从意象物事上像汁液一样浸洇出来。在艺术表现上，他采用一种冷静的、平缓的、潜沉的、不动声色的情感态度，以内敛代替激情，以含蓄代替放歌，类乎西方诗歌的零度写作，这与传统审美习惯是大不相同的。三是审美形式的音乐性。象征派诗歌比传统诗歌更追求纯粹的音乐性，古柳的诗虽然是散体诗行，也不刻意讲究押韵，但音乐感还是关抑不住地飘荡出来。他的诗有一种内在的旋律，是生命节奏的自然拱动。

　　我们现在把诗歌当做一种文学体裁，实际上，诗和歌是两种文体。不入乐为诗，入乐为歌，诗是文学作品，歌是音乐作品。《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尚书》也明确说：“诗言志，歌咏言。”这都是把诗和歌分开来说的。二者最大的区别，即诗以抒发个人情志为主，歌以咏其大众心声为要。因为古诗具有音节和韵律，多为歌唱，故诗歌并称。但两者的确有各自的独立性，随着文体的衍展，越发界限分明了。诗虽然还叫诗歌，其实跟歌没多大关系了，而歌称作歌词了，指向性很明确，就是为歌唱而写。这样，古柳就由诗人变成了词作家。

　　从书中可以看到古柳的几首歌词，与他的诗迥然有异。他的诗是内倾的、个体的、小众的，他的歌则是外倾的、群体的、大众的。我不好说这种由诗而歌的变化，是否与他走出象牙塔广泛接触现实的新闻经历有关，也不好从艺术上判定孰优孰劣，但他走进矿工生活、走进聋哑儿童群体为他们写出的《我们的名字叫矿工》《小草笑了》以及《兄弟》《大秧歌》等作品，因为强烈的现实表现，反映了大众的心声，加上音乐、歌者的浑然一体的共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力、辐射力、感染力无疑完胜他的诗作。拥抱火热生活，反映社会关切，胸怀时代风云，总是一种大格局、大情怀、大视野。当然，一首歌曲是作词、作曲、歌手甚或乐队集体共同完成的，不可分割，缺一不可。词作家的创作无疑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就像闻一多的新格律诗“戴着镣铐跳舞”。又因为歌曲的集体创作属性，词作者往往易被湮没不彰。

　　古柳的《说“说不定”》写得精彩，是他对人生充满思辨味道的思考。“有那么多的不定方显得定的珍贵和重要，嘈嘈切切，甚嚣尘上，前尘旧影，莫名惆怅。有贤者开出了药方叫做息虑静缘，无非是一个定字。定不住事，定心；定不住念，定境；定不住我，定缘。这是理想的状态，我做不到，做不到就说，因此就有了这本《说不定》。”其实，世上的事物定与不定都是相对的，定是境界，不定是变化，定是山，不定是水，我们看山看水，看万事万物，都不会一成不变，都会有定与不定的相互转换。在日常话语体系里，“说不定”还包含了一种暗示和预期，蕴藏着事物的无限可能性。

　　古柳正值盛年，阅历深，见识广，积累厚，才情旺，拥有一颗诗的硬核，属于他的未来是诗还是歌，抑或别的美好艺术呈现，拥有多大多华美的舞台，都说不定呢。（刘江滨）

来源： 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