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变成网红，就像是把一身黄袍给农民穿，穿了两天，黄袍一脱，还是农民。如果我把心放在黄袍上，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就完了。无论如何，我始终还是一个农民，我能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

这是农民工吴桂春在东莞打工的第17年。他根本不会想到，濒临失业、回乡的自己，会因为一则图书馆留言出名。

6月24日，吴桂春要和东莞图书馆告别。在退读者证时，他在留言表上写下一段话：“我来东莞17年，其中在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

这封131字的告别信被发在网上，吴桂春一下子就成了“网红”。网友评论说，“这段文字朴实无华，有叙有议。作为一名农民工，能写出这么精美的留言，胜于一大批文化人”。在大家的帮助下，这个54岁的湖北人继续留在了东莞，得到了一份小区绿化员的新工作。

从上班的地方骑自行车到图书馆，只要十几分钟。吴桂春重新办了一张图书证，他说，像他一样爱看书的农民工还有许多，自己只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

东莞这座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有900多万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来自广西、湖南、湖北，在工地的脚手架或是工厂的流水线上谋生。东莞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晓伟记得，每天，图书馆都有很多像吴桂春一样的外来工光临。“有的读者以前是自己来看，在东莞安家落户后，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

突然的走红，让吴桂春受宠若惊，“我变成网红，就像是把一身黄袍给农民穿，穿了两天，黄袍一脱，还是农民。如果我把心放在黄袍上，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就完了。无论如何，我始终还是一个农民，我能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

“网红只是一阵风，不劳动要喝西北风。”吴桂春说。

戴着眼镜看书的吴桂春。新京报记者黄启鹏 摄

“湖北农民工，吴桂春”

吴桂春个子不高，长了一张朴实憨厚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样子，讲话时慢条斯理的，口音很浓。在东莞图书馆看了12年书，工作人员对他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很脸熟，喜欢去三楼，经常在书架前找书”。

工作人员真正留意到他，是6月24日上午。当时，吴桂春刚退掉自己的读者证，站在一楼服务台前，和一个小伙子谈历史，聊岳飞、秦桧和宋高宗，两个人都眉飞色舞的。过了一会儿，小伙子问，你这么喜欢读书，为什么要把读者证退掉呢？吴桂春说，在这看了十几年书，本来不想退，但现在厂关了，找不到工作，准备离开东莞回老家。

听到吴桂春的答案，工作人员有些动容，请他给图书馆写几句，留个纪念。吴桂春接过留言表和笔，低头想了几分钟，写了九行话，署名为“湖北农民工，吴桂春”，便出门骑着一辆共享单车离开了。

按原本的计划，在退掉图书证的第二天，吴桂春准备彻底离开这座生活了17年的城市。

吴桂春在图书馆的留言。图片来自网络

吴桂春的老家在湖北孝感，今年1月他揣着几千块的积蓄，回老家应城市（县级市）过年，却赶上了疫情，一耽搁就是小半年。

他听以前的工友说，受疫情影响，很多小企业都倒闭了，许多从外地回了东莞的工友也失业了，找不到新工作，铺盖一卷回了老家。

吴桂春打工的鞋厂是个几十人的小作坊，厂里平时都做出口贸易。国外疫情暴发后，鞋厂一下就没了生意。“以前刚过春天，订单就开始进来了，到了夏天进入旺季，一个月最多能有好几万双的单子”。鞋厂杨老板是温州人，他想转行做口罩加工，但做口罩也需要资质，路都被堵死了。

吴桂春在心里做好了失业的打算，6月24日一早，他回到了东莞的住处。那是一栋逼仄的握手楼，离鞋厂很近。属于他的空间只有六平米，刚够摆下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房间里有一扇透气的小窗户，平时需要和四户人家共用厨房和厕所。住处往西南两公里，就是他最爱去的东莞图书馆。

他的日子总是省吃俭用地过着。以前在鞋厂打工，平均下来一个月挣3500块，2500块要给上研究生的儿子留着，再用180块交房租，早上喝粥加馒头，中午吃10块一份的盒饭，晚上去菜市场买点菜，回出租屋炒着吃。“来东莞17年，只回家过了5次年，买水果的钱加起来不超过20块。”

和东莞图书馆告别的第二天，吴桂春收拾好行李，跟房东商量了退租的事，却突然有记者找上门。已经毕业工作的儿子也打来电话，说他“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几天内，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农民工上了热搜，许多人找到他，要帮助他采访他。东莞市人社部门也联系上他，主动提出要帮他找工作，希望他留在东莞，留在图书馆。

吴桂春懵了很久，才反应过来，“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

东莞图书馆内，挂着“知识惠东莞”的条幅。新京报记者黄启鹏 摄

打杂、扫地、流水线

吴桂春人生的前半程，和许多工友一样，早早辍学打工，与书籍没有太多的关联。

别人还在课堂读书时，他开始在村里种田，又去县城摆早点摊，专门做油条和烧饼。风吹日晒地过了两年，亲戚帮他在一家机关单位的食堂找到了一份帮厨的工作。直到娶妻生子，生活才渐渐安稳下来。

但没过几年，那家机关单位被改制成公司，大多数人都下了岗。一些有点积蓄的职工，就在县城开个门市部、做做小生意。可吴桂春不但没攒下几个钱，还和妻子离了婚，孩子上学的开销又大，只能去外面找新的出路。

2003年的冬天，37岁的吴桂春独自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湖北老家摇摇晃晃地到了东莞。之所以会选择东莞，是因为它夹在广州和深圳之间，有很多工作机会，但竞争又算不上激烈。

他先是到了应城人集中的桥头镇，想投奔老乡，但镇上都是些“大厂”，对员工的要求高，尤其是年龄卡得很死，超过25岁就很难找到工作。老乡告诉他，南城有很多小作坊，愿意招年纪大些的工人。

当时的南城，没有几栋高楼大厦。大片大片的工地正在施工，一间间低矮的厂房交织错落，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夹着不同口音的外来工们日夜穿梭其间。

年近不惑的吴桂春在其中一家制鞋厂找到了工作，只是和老板简单地谈了薪资，也没有五险一金。他先是负责打杂、扫地，后来上了流水线，主要负责鞋面的“打磨”——鞋被制成成品以后，再用专门的磨砂布、钉枪等三四种工具把鞋面沾着的胶水等清理干净。

活儿不重，每天都是机械重复的，也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忙的时候，一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个月都没时间休息，到了淡季，可能半个月都没活儿。吴桂春年纪大了，比不上年轻人，别人一天能做500多双，他做上300多双就到头了，所以收入总比其他人要少一些。

尽管过得清贫，但吴桂春很喜欢这座城市。这里一年四季都那么温暖，夏天湿热，但过云雨一下，会变得凉爽；冬天来了，也只用穿一层薄薄的毛线衫。天总是又高又蓝，云一朵朵地浮着，处处都是遮天蔽日的榕树和香樟，马路边上还种着椰子、芒果和龙眼。从市区坐上几十分钟的公交车，能看到辽阔的海。他打算一直留下来。

“读书教会我做人要低调谦逊”

吴桂春到东莞的第三年，占地4.5万多平方米的东莞图书馆新馆建了起来。这栋五层的建筑，是全国第一家无人值守24小时开放的自助图书馆。

以前在老家，闲下来的时候吴桂春就去河边钓钓鱼，时间很快就能消磨掉。但是到了城市，他不知道去哪里钓鱼，很多年轻工友的爱好是打牌、炸金花，一晚输掉成百上千块。吴桂春玩不起，因为有家要养。

他从地摊上买书来看，“花钱买书，无论如何都比花钱赌博要好很多。”他什么类型的书都买，大多数都是泛黄的故纸，厚厚一叠，布满了笔记和划痕，五块或是十块一本。歇下来的时候，就一个人找个地方坐着，捧着书看。

他认识的字不多，为了看书，花十块钱买了一本《新华字典》，碰到生僻字就一个一个地对着读。手头没书看的时候，也会翻翻字典，把那些没见过的字都记下来。读书这些年，《新华字典》已经买了三本：第一本用得太频繁，被翻烂了，侧边脱了线，书页全散了开来；换了第二本后，有一次带着在阳台看，手一抖，不小心掉进了一楼的夹墙里。

吴桂春看书时需要借助《新华字典》。新京报记者黄启鹏 摄

直到2008年，吴桂春才听说东莞图书馆。他清晰地记得，那也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他在看一本刚买不久的《警世通言》，同事见了，对他说，“这里这么热，你为什么不去图书馆看书？那里看书、借书都免费，不用花钱买，还可以吹空调。”

吴桂春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地方，他记得以前老家有书屋，想把书带回家看，都是要给钱的，租一天得几毛，或是一块。过了几天，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吴桂春第一次踏进了图书馆的大门。

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书。每层楼都摆着好多排白色书架，各种类型的书码在上面，密密麻麻的。他翻起一本《红楼梦》，才发现自己以前买的版本只有前80回。

渐渐地，图书馆成了吴桂春除工厂、住处外落脚最多的地方。他很少把书借回家看，家里环境不好，看书还要开灯、浪费电。所以只要一有空，他就往图书馆跑。他总会很早起床、吃完早餐，便赶到图书馆，找好书后，再去图书馆北面找一个座位，因为那里窗户明亮，光线好。

他看书很慢，往往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到了饭点也舍不得离开。每一本书，吴桂春都会看上好几遍，“我的脑筋笨，记不住，水平也不高，不多看几遍就会忘记书里的内容”。

他掰着手指头数，《东周列国志》读了三遍，看第一遍的时候，每一页都要查好几个字，他压根没弄明白，春秋战国时代到底有多少人物？《红楼梦》也从头到尾看了四遍。“各式各样的人都在里面了，男的、女的、狡猾的、老实的、当官的、享福的，跟我们现在的社会也能对应得上”。

长年累月下来，吴桂春培养起了自己的阅读兴趣。他喜欢看历史类书籍，从古至今的中国通史，基本上已经被他翻了个遍。他不爱武侠和言情小说，因为“历史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

所有的历史人物中，比起君王将相，吴桂春更欣赏那些“发明家”。“扁鹊华佗，发明药来治病救人，鲁班发明的东西、仓颉发明的文字，都不只是对一朝一代产生影响，而是千古流传的，是在对全人类作出贡献，没有代价可以衡量。”

吴桂春最喜欢的还是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系列，“把这几本书读透了，就学会了做人”。对“三言二拍”里的掌故，吴桂春信手拈来，连顺序都记得一清二楚：“《警世通言》里，第三个故事是“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讲年轻气盛的苏东坡被王安石教训了三次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低调谦逊。”

这种态度被他带到了生活中。去年，吴桂春看到了“流浪大师沈巍”的新闻，也是一个读过许多书的底层人成了网红，在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被围观后，流浪大师签了公司，四处走穴。吴桂春不认同沈巍的选择，“看了这么多书，还是个糊涂虫，他不应该主动往风口浪尖走。”

对自己的走红，吴桂春的认知是，“就是这两三天的事”。记者来采访，他坐下来耐心地回答问题，但是拒绝让记者扛着摄像机跟他去食堂。他不希望高调行事，成为其他工友关注的焦点。更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只是多看了两本书，就不一样了。

这几天，除了去办新的图书证，吴桂春也没再去过图书馆，“一去就能被认出来，人围过来，没办法好好看书”。他打算等风波过去了，戴上口罩、戴个帽子，把自己捂得严实些，偷偷地去。

留言簿上的“吴桂春们”

6月27日一早，吴桂春六点就起了床，他戴着草帽，换上绿色工装服、蓝色长裤，拿着一把树枝剪，开始了新工作。吴桂春觉得挺满意，新工作包吃包住，宿舍有空调，每天工作八小时，一个月休一天。工作地点在室外，空气好，小区的绿化也好，不会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

走红以后，一所中学的校长向吴桂春抛来了橄榄枝，希望他去学校当图书管理员。吴桂春想去，到了图书馆就能更好地看书，而且一个小学生到高中的图书馆工作，也许能激励更多人读书。但是，转过头来想，新工作刚定下来，就跑到另一个地方，会不会影响不太好？自己的能力有限，能否胜任管理员的工作？吴桂春心里没底，打算暂时回绝校长。

很多类似的机会摆在了吴桂春面前。新公司的领导说，想在小区设一个图书室，购置一批新书，再呼吁居民们捐些旧书，让吴桂春来管图书室，带动更多员工一起看书。东莞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联系他，说想给他办一张特殊的图书证，在他不方便去图书馆、有特殊需求时，可以给他送书或者提供相应服务。

吴桂春正在适应新工作。新京报记者黄启鹏 摄

以前的吴桂春想，读书能让人增长见识、丰富阅历，但不可能直接给现实生活带来转机。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儿子，儿子说，“你的留言不只是给你一个人带来就业的机会，政府会想办法为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提供新的职业，也会有更多的农民工愿意走进图书馆。”

东莞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晓伟说，从他2002年工作以来，就常常能在图书馆见到农民工。

过去十来年，在东莞图书馆留言簿上，记载着许多和吴桂春类似的故事：

新科磁电厂的员工刘建明，从小喜欢读书，因为家里穷，只能辍学南下打工。工作之余，他翻遍了厂区图书室里的几百本书。后来，图书馆开始安排图书流动车定期开进厂区，刘建明想，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生怕自己错过，总会提前用红笔在日历上把流动车进厂的日期给勾出来。

有一回，他在预约本上写下自己想看自考教材《管理学概论》，没过多久，流动车的架子上就多了这本书，“我好高兴！这本书在书店都买不到，东莞图书馆却给我送上门！”

外来务工者小风，常和同事们一起来。他们喜欢去四楼的阅览室，还喜欢看一楼的展览。2006年5月21日，小风用工整的笔迹记下对图书馆的感激，“图书馆给我们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精神地带，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所学不到的，谢谢你们。”

吴桂春火了以后，东莞图书馆的人流明显多了起来。一位法律工作者说，自己已经很少来图书馆，看到吴桂春的新闻后，觉得这种品格让人很触动。“他的工作很辛苦，也能坚持看书。我工作环境比他舒适，更应该多看点书。”

在离他不远处的中庭，几幅提倡阅读的条形海报从天花板垂了下来。最中间的那一幅，红底白字，正是吴桂春留言结尾的几个字：“知识惠东莞”。

文|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编辑| 陈晓舒校对|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