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及时的通信，让我们前行得更远了。/pexels
何同学的视频热度也揭示了大家对5G的关注。
原来的告白总爱停留在纸张上，现在你可以给远方的ta点一首《告白气球》。
50年代电报大楼营业厅
1959年，市内电话局话务员在工作。/李士民摄
80年代初的电报大楼营业厅
公用电话亭有阿姨负责传呼，具体操作方法就是开大喇叭喊。
1997年邮电优惠装机放号5万部，市民踊跃排队申请。/青岛邮电博物馆
大哥大这种高档货，当然是出入皮鞋大楼的人才用得上。/图虫创意
2001年，市场上BP机、手机通行。/图虫创意
小灵通，赢在了性价比。
转眼，我们就来到了人手一机的时代。/图虫创意
从某一年起，每一家手机厂商的目标都成了模仿或者打败iPhone。/unsplash
如今，一部手机就是你的全世界。/unsplash
手机之外，全员陌生人。/unsplash
对于过去的人而言，我们都活在未来的赛博朋克里。/《头号玩家》
作者：许汝南
7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从垂髫之年走到白发苍苍的人生旅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三代人接力达成美好生活的家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美好变化一点点渗透进千家万户的见证。70周年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起点。
如果历史的指针能向前拨动70年，那些埋藏在旧时光的记忆或许会令我们感到陌生，毕竟点滴积累起来的变化，让几代人面对截然不同的生活；那些一帧一帧闪过的画面也或许会让我们感到熟悉，毕竟，那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经历过的奋斗之路。
生活史是一个透镜，可以折射家庭的变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共同组成时代的洪流。站在一个历史节点审视过去，70年的生活点滴纤毫毕现，只有看清变迁，才能够明白今天何以来到今天，我们何以成为我们。
正如同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所写的那样：“我仍然眷念着布拉格那铺满鹅卵石的街道，和所有踏过这街道的灵魂。”回望70年，我们能听到亿万中国家庭走过岁月的足音，它们在温热的细节里回响，一直通向明天。
未来总因未知而具有诱惑力，尤其近在咫尺的未来，最令人兴奋。而通信，正是人类窥探未来、实现科幻梦最直接快速的通道。
翘首以盼了一两年，5G终于开始提上日程。各手机厂商以“新机可适配5G”作为值得骄傲的宣传噱头，三大运营商争相扩张建设5G基站。
尽管我国预计明年才正式大规模投入建设独立组网的5G网络，但我们对5G的追逐，已然迫不及待。
2019年6月，北京邮电大学的何同学兴冲冲地体验了“根本感觉不到下载速度”的5G之后，又陷入了对资讯高速传输意义的困惑。
思索中，他打开了2012-2013年的互联网记忆，浏览着过去的人们对即将到来的4G的猜测，得出了被75万人点赞的结论。
如他所言，在4G到来之前，人们只知道可以用手机看高清视频，却预料不到短视频与全民直播的爆发；
对移动支付的猜想止于手机绑信用卡上NFC，然而现实的扫码支付完全解放了钱包；
更没有人想到过互联网电商、线上外卖、移动端打车等产业的欣欣向荣……
从行以方便到无中生有，通信的每一步变革，都在切实地改变每一个人对世界的想象。当我们站在过去向未来张望，才惊觉，改头换面的不只是生活，还有我们每个人说爱的方式。
渴望着信来的时候
每一分钟是一个世纪
每一点钟是一个无穷
上世纪人们对于通信的记忆，始终离不开纸张与文字。
脱离了战时加密语境的电报，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因其搭载电波而得以高速传输的效率，成为人们急传讯息的首选。夜晚从西安向北京拍一封电报，次日上午即可达。
但一个字一毛四的电报，在当时月薪不过数十元的中国人眼中，无异于一字千金，任是多浓烈的思念都得一再精简。
“儿安好勿念”“X日到京XX车”“ 不日抵杭愿接站”……诸如此类的“密语”，在电报员手中的电键下转换为数字，送达另一个城市的电报枢纽。
在电报鼎盛期的1988年，杭州一年收发194.85万份电报。每天晚上都有许多人在武林广场通宵排队发电报，连火车站站台票都得凭电报才能购买。
有余钱的人，则会选择电报附加的鲜花、蛋糕礼仪服务，让礼物弥补文字所不能达成的惊喜。
而在北京电报大楼营业的59年间，发出最多的急电还是“母病速归”。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电报员们连夜收发电报，无数个一米高的大桶被一沓沓电报装满。
那时的人们，最怕深夜听到送报员的摩托车引擎声。这能把整条胡同惊醒的震动，往往意味着人间悲剧的降临。
此外风平浪静的日常里，囊中羞涩的人们，更愿意将思念洋洋洒洒流于笔尖。把六七页信纸塞进信封，贴上只需4分或8分的邮票，塞进邮筒，开启或焦灼或甜蜜的漫长等待。
每天，唤醒一个街区或村镇的不是早晨的阳光，而是“叮铃叮铃”的单车铃响。每家每户都探头探脑，期待送信员在自家门前停住，在信箱里留下“咚”的一声轻响。
“渴望着信来的时候，每一分钟是一个世纪，每一点钟是一个无穷。”
怀着“醒来觉得甚是爱你”的心，翻译家朱生豪给异地的未婚妻写下300多封情书，畅想着相聚后惬意的两人世界。在他离世之后，这些情真意切的信，又教会了后世人“爱的正确打开方式”。
“从前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木心的这句诗，是过去资讯不发达的明证，也是人间脉脉温情的映照。含蓄寡言的中国人，在信件中抒发了最大程度的情感表达，而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得到了岁月留下的珍贵馈赠。
但漫长，也意味着无数的错过。比起文字，当然是声音更加直接热切。
中国的电话用户，从1949年的26万，增至1978年的214万，普及率仅达0.43%。“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的电话，成为人们又爱又恨的存在。
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原本就落后的中国电话线路网及相关设备，一直等待着被修缮、被升级的一天。
上世纪五十年代，现有设施得到修复，线路同时用于电话和电报系统，同时提供电传服务和电视广播。
六十年代，电话网络得到扩大，并开始启用进口的设备。七十年代，公用电话网完成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属于电话真正的春天，正在悄然迈近。
被电话驯化的年代
不是在打电话
就是在打电话的路上
在家用固话出现之前，直到20世纪末，人们最主要使用的户外通信方式则是公共电话。
1951年，北京电信局开办了传呼公用电话的业务，极大地便利了同城用户之间的沟通。通话费由每次4分改为5分再到每次（3分钟）1毛，排队打电话的人始终络绎不绝。
“某某家接电话！”胡同口又响起大爷大妈的呼喊，被点到名字的某某匆匆奔出门来。
城市的另一端，打电话者沉浸其中，后面的人等得急了，甚至会上前按掉电话，惹得双方开始口角推搡。
1993年，北京的公用电话突破一万部，还有550部投币式电话亭和180座有人值守电话亭站立街头，330部磁卡电话分布在各大宾馆饭店。但越来越多的公用电话，依然赶不上人们的通信需求。
家用固话的发展紧随其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基础电信设施得以加速发展，同时实施市场化改革，初步形成了如今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足鼎立的局面。
1987年11月18日，我国第一个模拟移动电话网在广州开通。1995年，我国GSM数字电话网正式开通，这意味着普通老百姓家中也可以装上电话了。
那时家里装一个电话，要花费2000-4000元不等的安装费，相当于普通人半年以上的工资，还得托关系才能装上，有些人甚至要等好几年。即便如此，电话局门口还是排起了长队。
在我们国家，任何比较珍贵的东西都会接受穿衣戴帽的礼遇，比如电视机，比如缝纫机。
电话在那个年代也不例外，每次搞卫生，妈妈会用抹布仔细把电话和听筒抹干净，再找一块朴素的手帕小心翼翼地盖上，4000元的电话值得这样的待遇。
到2000年，中国住宅电话用户达到了1.18亿户，比起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整整翻了数十倍。
与此同时，移动通信x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1983年，上海开通中国第一家寻呼台。1995年-1998年，全国每年新增寻呼用户均在1593万户以上，2000年寻呼业发展到顶峰。
腰间一个BP机，已然成为那时的年轻男女身上最时髦的点睛之笔。
当时的寻呼机分英文版和汉化版两种。前者价值一两千元，只能显示英文和数字。汉化版一次可发几十个汉字，但价格高达四五千元，因而难成主流。
见面一句“您吃了吗”，分开一句“有事呼我”。腰间的BP机滴滴作响，黑白数码屏上显示了BP机号，或彼此约定的“5366”（我想聊聊）之类的暗语。收到信息的人便心领神会，寻找最近的电话回电。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BP机，BP机一呼，你大哥大就得乖乖地回啊！”
1997年春晚舞台上，冯巩和牛群一唱一和，逗得电视机前的观众前仰后合。
江湖传说，一个因走私蹲了二十年大牢的社会哥出狱了，只有一个哥们来接他，社会哥感动得不行，说要带着哥们发财，两人跑到社会哥老家院子里叮咣一阵忙活，挖了几个大箱子。
社会哥小心翼翼扒拉开层层油纸，只见里面装着一千个崭新的摩托罗拉BP机。
当年BP机金贵，被称为“大哥大”的摩托罗拉3200更难得。1987年，大哥大进入中国市场。这块“砖头”价值近2万元，因其数量稀少，甚至有人将价格炒到5万元。
即便买得到手机，也不一定有号。1988年，北京放号名额不及500个，每个高达18500元，还要另交6000元的入网费。
“大哥大，拿着回家，乡亲们一看绝对是大款。”1988年春晚，宋丹丹在小品《回家》中掷地有声地说道。显然，相比如今的iPhone，在当年拥有一台大哥大，才是无可辩驳的财力象征。
但很快，大哥大所依托的1G，便因其音质不高、频谱利用率低、移动设备复杂费用贵等原因，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2G时代，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最早一代的手机尚且昂贵，便宜好用的小灵通正来势汹汹。
手机的外形，却用着固话的网络，实施单向收费，资费仅为移动通信业务的1/5，音质更优延迟短，用久了还不发烫。虽然信号稍差，但尚可容忍。
虽然在当时的业界来看，小灵通所用的PHS是“一出生即老得足以老去”的技术，但仍然有近一亿用户曾经选择它，数量远高于2G所用的CDMA网络消费群体。
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快”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时髦。快点用上无线电话，快点实现随时联络，快点跟上“人手一机”……即便不那么好，也不愿意回到耳目闭塞的光景。
今天的新生代或许无法想象，直到2.5G（GPRS）推行，不同运营商之间才能实现短信互通。
而最早以洗脑功效著称的彩铃，曾是值得炫耀甚至暗中攀比的因素。打上一通国际漫游，能得到周围人艳羡的目光，心里肉痛，脸上却是掩盖不住的得意。
移动通信的可玩性初见端倪。随着通信系统的不断升级，中国手机业发展正迎来一片蓝海。
手机成为外置“器官”
信息嵌入血脉
却剥离了情感
经历了落后的1G、被动的2G，我们终于迎来紧跟国际进程的3G时代。对于国内各大运营商而言，谁能拿下头筹，谁就能在移动通信市场上一骑绝尘。
如今已少有人知的大唐电信，首先牵头推动了3G标准的TD-SCDMA 技术发展。
2004年12月9日，其董事长周寰站在屏幕前，忐忑不安地喊出了一句“总理好”。远在欧洲的时任国家领导人应声出现，大唐电信第一通3G视频电话成功打通。
即便TD-SCDMA与欧洲提出的WCDMA、美国提出的CDMA2000标准，共同被采纳为国际3G的三大标准，但因其技术不够成熟，并未给实际应用带来太多效益，反而拖慢了中国移动的3G拓展进程。
而早已拿下欧洲WCDMA牌照的联通，不久后达成了与iPhone的合作。
在2009年世贸天阶里那场iPhone3GS入华仪式上，排了9小时队的智先生在苹果领导及微博女王姚晨的注视下，成功买走第一部iPhone。
用现在的话来说，用iPhone的是顶流，三星、摩托罗拉、诺基亚等是名流，而不时浮现的暗涌，则是蓄力突围但吃相不大好看的国产机，以及空有外形但胜在低价的山寨机。
每一次通信技术的变革，都意味着资费的飙升。
流量费0.01元/KB，短信0.1元/条，通话0.4-0.6元/分钟，让口袋尚不宽裕的人们不得不斤斤计较。
在需要频繁与多人联络的大学社群，年轻人们靠着中国移动开发的飞信，拯救了钱包，赢得了爱情。
在QQ尚未普及的年代，来自飞信免费短信的“收到请回复”，就是召集学生聚会的号角。多年以后，二十来岁的大学生们在微信群、QQ群里步伐一致地刷“1”，屏幕背后是似曾相识的青涩的脸。
飞信的出现，帮短信在2012年冲上了一年8970亿条的高峰，却因网民数量的攀升，自此再难突破。
2012年，手机网民数量达到4.2亿，占网民总数7成以上。2013年，工信部正式发布4G牌照，新的通信时代再次到来。
此时，移动互联网业务已然成了红海。手机上网成为了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人们已然没有了资费省着用的习惯。
资讯崛起的时代，互联网真正成为人们的“外挂大脑”。持续更新的热搜强行冲进人们的视线范围，碎片化的信息正在一点一点切割人们的耐心。
互联网电商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一键下单、次日即达，还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式购物节，几乎消灭了物质生活的缺憾，但也让钱包一再透支，难有止境。
移动互联网包办了人们的生活。外卖、打车、送药、挂号……几乎没有手机不能解决的问题。
而视频、游戏、直播等一度依托电脑及大型设备的娱乐或传媒形式，也借由通信的迅猛发展，不断塞满我们的大脑。
越来越多的社交软件横空出世，我们的社交圈子却越缩越小。24小时不断联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被迫交出最后一丝个人时间。
而通信最初的作用——沟通，似乎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语境里，变得不再重要。
我们曾走过好几个街区寄出一封信，奔跑数百米只为排队打一个电话，却在信息零延迟的现在，抱着手机收不到一句应答，或者不愿应答。
从“见字如晤”到“已读不回”，通信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爱，却也让许多人选择放弃了爱人的能力。
历史的车轮从不停歇。
2019年，“取消邮政编码”的谣言满天飞，人们才惊觉自己已经多年没有亲手写过信件。
2017年，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停止营业，早7点晚10点的西长安街上，再也听不到伴随作息响起的《东方红》。
2007年起，各运营商陆续停止全国各地的寻呼服务，BP机成为家庭收藏的新古董。
而现在，几乎没有人再往名片上印固话号码，甚至连名片交换的程序都少见，建立熟人关系只需打开摄像头“扫一扫”。
在通信发展面前，人类的想象力始终都是贫乏的。
在5G来临的前夜，我们讨论着“万物互联”，怀揣着惴惴不安，等待着时代赠予我们的惊喜。
我们的选择，会怎样改变人类文明？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
参考资料：
通信业40年见证中国发展奇迹，中国经济时报，2018-12-10
中国移动通信发展简述，建筑发展，2017-02-01
中国移动通讯回忆录：消失的“大哥大”，新京报，2018-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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