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财经专栏作家

盛极一时的共享经济，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

5月5日，一度扩张神速的拼车巨头Lyft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7%（1000名）；同日，旅行住房共享平台Airbnb宣布全球范围内裁员25%（1900名），并放弃年内上市计划；5月6日，Lyft的业内死敌优步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4%（3700名），优步CEO科斯罗萨希宣布“放弃一年薪水”。

许多人都知道，共享经济的概念本身，正是上一次（2008？200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产物，当时的倡导者们唱言，这种灵活的平台和工作方式，可以让消费者“花小钱办大事”，又能让苦于收入减少者获得一份体面的兼职收入，让失业后找不到工作者得到方便的“自雇”机会，是“最适合全球化及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模式”。

然而，世事如棋，疫情似乎正日益清晰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共享经济概念或许能适应2008年的危机，但并非能应对所有危机。

正如5月6日《今日美国报》一篇文章所指出的，优步、Lyft和Airbnb都是最典型、此前也被公认最成功和最具生命力的共享经济模板，突如其来的疫情则无情地告诉人们，当人们为了健康甚至生命，而不得不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时，这种共享经济理念赖以存活的“陌生人间的亲密互动和共享”，会骤然变成包袱和障碍。

更要命的是基层业者的士气。

曾有人将共享经济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称作“轻就业”，基层业者工作时间灵活，来去自由，也无需担负较重的税负和劳动保险之类义务。此次疫情突袭之下，既不是“完全就业者”（因为他们劳保手续往往不全）也不是失业者的优步、Airbnb等共享经济平台基层业者，骤然陷入“既丢了工作又没得到多少救济补偿”的尴尬，他们中原本就是兼职的人自然会纷纷离去。

这种基层业者对共享经济理念的动摇和信心丧失，还会影响疫后共享经济平台的复苏。

雪上加霜的是，5月5日，美国加州总检察长贝塞拉（Xavier Becerra）宣布将起诉优步和Lyft，理由是这些共享经济企业将旗下司机列为“自雇者”而非“雇员”，从而令后者无法享受最低薪资保证和其他各种劳保及社会保障权利。

倘若胜诉，则意味着共享经济理念被“连根拔”，失去了“轻就业”给共享经济企业经营者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它们凭什么和树大根深的传统企业一较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