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对于邃古之时的黄金大世都是无比向往的，以为“大同之世”。孔子做《春秋》，将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其欲逆挽当世，使天下由乱入升平再入太平之志显而易见。这一种改革的思想实在是影响了很多人的。东周之后封建制度崩溃，“礼崩乐坏”，秦朝所建立的郡县制从政治上来说是更有利于王朝统治的。然而时代是有其惰性的，这一进步在当时被视为异端，再加上秦皇朝所实施的各项暴政，六国遗民波澜再起，“亡秦必楚”一语成谶。

到了汉朝，看似封建制度重新得到了恢复。然而高祖大封异姓王，亦有其不得已之处。高祖虽被尊为皇帝，但如前面所说，当时之人既不满郡县制，灭秦之后自然是想恢复多国并立的局面，至少在事实上要如此。因此即便是所谓的皇帝，在各异姓王的心中，更多的只是虚名而已。（如此也可解释韩信为何不反，不是愚忠，而是在韩信看来，当下的状态是合理的，皇帝只是一个虚名罢了，也绝料想不到皇帝会“反时势”而行，然而人总是有私心的，何况是面对“第二个始皇帝”这种巨大的诱惑，且高祖这样也是顺应时势的，终至功成。这或许也是政治上儿童与巨人的差距吧）至于其后如何将虚名化为实权，其间的帝王心术以及军事行动不在此细说。

其后剩下的几乎都为同姓王，看似封建制度得到了恢复，但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总归会意识到封建制度的不合理，终有晁错削藩，七国之乱。汉代人的改革精神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细看汉代人的议论，与后世大不相同。后世的议论都对社会组织的缺陷无可奈何，改革之论终不敢涉及太深。近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为明证。汉代学者一方面距先秦诸子不远，对大同之世心向往之，另一方面并未经历过大的改革失败，因此敢想敢做，对于不合理的地方敢于“拨乱反正”，对政治改革“一往情深”。

王莽改制是集中了儒家的平均地权和法家的节制资本。这两种思潮都起自东周。儒家平均地权最著名的就是“井田制度”，然而井田制度的实施条件太过苛刻，董仲舒曾让步为“限民名田”，是否实施也未可知。法家节制资本的措施桑弘羊曾予实行，主要包括盐铁官卖和官营商业。但仅达到了筹款的目的，改革经济的目的却未能实现。

到了王莽，结合儒家与法家，推行新政。“王田”、“六筦之法”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王莽其实是在汉朝改革大势下站出来最终实行改革的人。要实行改革，自然要获取政权，因此王莽不是所谓的篡窃。当时的人也并不以此为异端。（汉朝甚至有人上书给皇帝劝其禅让，大致可见当时人们对于皇帝的心态了。）

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

到了天凤四年（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从而导致新朝的灭亡。

王莽改制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因其改革最终的依靠是人，而一个时代明白大势所向的终归的少数，明白了大势又愿意为之而努力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统治者中的大多数，其利益总是和人民相反的，况且改革的措施更是历经多次反复，如货币制度，官员不一定能完全明白，却能够借此攫取利益。因此推行不易，监督不得，最终的失败自然不可避免。改革失败，而社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内乱不可避免，直至光武奋起，最终战乱局面才被控制。

然而，经过这一次大改革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改革被视为不可能，想把乱世逆挽而至于小康终不可行。“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成为金科玉律，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至此遂告长期的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