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赛先生
“美国人为什么不戴口罩？”
这是自从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国人最大的几个疑问之一。毕竟，经历了4个月的全民抗疫，即使国内的疫情高峰早已过去，戴口罩也已成了国人的新日常。然而，当警觉的在美华人们戴上口罩时，不少人都遭到过不怀好意的冷眼，甚至遭到种族主义者的攻击。究其原因，种族歧视是一方面，而最经常听到的指责，是“引起恐慌”、“只有病人才戴口罩”，以及“必须把口罩留给医务人员”。
的确，一直以来，美国疾控中心（CDC）的建议都是“大众没有必要佩戴口罩”，只有出现症状的人才建议在出门时戴口罩。但随着疫情的加倍肆虐，几星期前，疾控中心终于修改了指导建议，小心措辞地表示“建议在公众场合遮住口鼻”。一些地方也出台了具体的政策乃至强制措施，例如纽约州州长就表示，“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场合，必须要佩戴“遮住口鼻的东西”（wear face covering），否则会受到警告（但并未明确有任何处罚措施）。截止上周六，美国共有7个州做出了类似的规定。
有趣的是，不管规定如何改变，“口罩”（face mask，或者N95一类被称为respirator）一词，始终如同躲避电梯里迎面而来的人一样被小心趋避。在超市里，人们开始在脸上裹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正儿八经的口罩，也有自制的布口罩，头巾，甚至高领毛衣。
但所有人，包括医学研究者、医务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都不确定的一件事情是：“有用么”，以及“为什么”。
非常时期，一切仿佛都被罩上了疑云。
为什么疾控中心一开始
并不推荐戴口罩？
针对这一点，最流行的说法是“一般公众戴口罩没用”。
但是这里面的逻辑实际上相当别扭。为什么更频繁接触患者的医务工作者需要口罩、甚至是N95级别的防护，而对于也存在一定几率会接触到患者的大众来说，口罩就没有用呢？难道病毒还看你是不是从事医务工作？
与其说“没有用”，言下之意其实是：“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大众佩戴口罩对防护新型冠状病毒有效”。
对于口罩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也就是西班牙流感暴发前夕。芝加哥约翰·麦考密克研究所（John McCormick Institute）的一名医生在73名护士身上做了试验。试验之前，护士中大约有8%会染上猩红热；然后，他给护士们分发了双层纱布制成的口罩、并在每日妥善消毒，将感染降到了0。配合实地观察，他亦自己搭建了简易的实验室装置模拟真实传染环境，来探测纱布能否有效阻挡与飞沫类似的病菌载体[1]。
后来的大部分关于口罩的实验，也是在类似的医院或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的——有确切的病毒暴露，有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得出口罩本身是否有用的结论，或者什么样的口罩防护效果如何。所有对于口罩的认知，都是基于过往研究的证据进行综合、抑或是推测而得，之前和口罩相关的研究，都是在与新冠相似的普通冠状病毒肺炎，以及流感之上得来的。
从原理上讲，含有过滤功能的口罩的确能有效阻隔病毒传播。不过，过往对流感的研究表明，佩戴口罩，对流感的传播并没有显著的帮助，而且N95口罩并不比一般口罩更管用[2]。这有可能是人们并没有正确佩戴口罩，或者是像现有的政策制定者担心的那样——佩戴了口罩之后，反而不注重社交距离。
而新冠的相关研究就更少了。仅有的几项研究，其质量、有效性也不一而足。一篇来自韩国的论文，研究了医用口罩和棉口罩在阻碍新冠病毒传播方面的作用，被广泛报道，但样本却仅有4个病人[4]。亚洲各国在疫情控制上的成功，更可能是来自于更严格的社会管控措施——换句话说，我们没办法在实际的场景下控制出一个精确条件，来获取“口罩”这个物品是否有用的结论。
更为复杂的是，新冠病毒究竟是否通过“空气”传播、怎样传播？
现有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绝大部分通过飞沫传播，也就是打喷嚏、咳嗽或者说话的时候喷出的飞沫中载有病毒；而飞沫是有重量的，并不会在空气中飘太久，也不会大规模地扩散，因此保持社交距离（2米或者6英尺）是相对有效的办法。然而，关于“气溶胶传播”的说法不时见诸于各路媒体，让人对现有的防控建议产生疑虑。毕竟，如果有证据表明气溶胶传播、或者表明新冠病毒会飘散到比较远的地方，那么即使是普通医用口罩也是不足以防护的，N95才能有效过滤气溶胶，达到令人满意的防护效果。
但和口罩研究一样，这些关于“病毒传播”的研究，亦有相当大的局限。比如美国NIAID（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在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的论文里提到，携带病毒的气溶胶能够在空气中停留，“通过气溶胶传染是可能的” [5]。不过，他们的研究完全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气溶胶生成的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其它的一些媒体广泛转载的、看起来稍微有点“可怕”的研究，例如“研究表明超市走道内充满了病毒”、“超市通风口发现病毒”，或者“室内各处取样发现病毒RNA”，此类研究多是通过采样、实验室建模的方式进行的，都无法说明有活性的病毒能够在某个地点达到能够触发感染的浓度。
所以绕来绕去，目前摆在人们面前的“证据”繁杂，却又没有足够统一到形成“结论”的地步。我们只能知道最差的情况——在医院里，医生必须做好从头到脚的防护。但普通人呢？室内环境呢？室外环境呢？
科学证据的背后
基于“科学证据”制定公共政策，最短板的恰好是科学证据的滞后性。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当下，政策制定的准则，也并不是达成一个由证据支撑的最优解，而是如何去化解可能存在的风险。在证据并不充分、但又紧急到必须有所动作的时候，政策制定者很大程度上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去做一个有可能有用的改变，来降低风险？”
毫无疑问的是，在东方和西方，做出这个改变的成本是不同的。
美国一些州有法律，禁止遮盖面部。这是因为在民权运动时期，3K党人会罩住自己的面孔进行一些极端破坏活动。直到如今，遮挡面部也与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除非有特殊需求，在公共场合，人们不得“使用不自然的织物盖住面部”。与其说人们觉得口罩没用，不如说觉得它“可怕”。
这或许也与东西方文化中对面部的认识有关。有神经学研究认为，西方人在交流中会更长时间地注意到对方的脸部、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在面部。而在进行面部识别的时候，西方人更倾向于将目光投射到面部不同的部位。相对而言，东亚人在交流中并不会一直盯着对方的脸看；而即使看脸，也主要将目光投向眼睛和鼻子附近的部位[6]。换句话说，面部出现“遮挡”，对于西方人而言更加不正常，更有可能因为获取不到表情信息等而感到不舒服、不愉快。
这些因素，都让口罩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人们已经习惯了口罩在生活中的角色。在日本，即使没有传染病，在街上戴口罩的人也并不少见。日本人早已将原本属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口罩，“转移”到了生活场景中，为它加诸了更浓重的文化和社会符号意义。将个人卫生看得十分重要的日本人，把公共场合配戴口罩作为一种礼仪；而讲话时唾沫星子四溅，则是非常无礼的行为。2009年的甲型流感过后，在一系列公众卫生倡导活动下，戴口罩彻底成为了一种流行。英国肯特大学的Adam Burgess 认为，这是一种“风险礼节”（risk ritual），不管怎么说，戴上口罩以防万一，是作为个人的责任[7]。
实际上，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内化了“卫生”这一概念。“卫生”（hygiene）作为一种舶来品，不仅是社会治理的需求，也成为了一种“先进社会”的文化输入而被个人所采纳[8]。直到现在，在中国，文明和卫生这两个词通常都是连用的。保持个人卫生不仅是实用目的，也是一种姿态、一个符号。在疫情中，则是个人躬身实践防疫的标志。
一个小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在纽约州疫情通报的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被台下的质问，为何让纽约市民外出戴口罩，而自己却不戴。科莫表示，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四周都没有人，我保持了充足的社交距离，所以不用戴。
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与疫情有关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新闻发布会上，远远地坐在主席台上的官员们，依旧戴着口罩。这被网民和媒体解读成一种“表率”——告诉所有人，现在戴口罩是必要的。而这种表率，也被层层贯彻到了每个人那儿。
无论如何，戴口罩这件尚无法确定效用的“难事“，也到了不得不去做的时候。
最新的数据表明，44%的感染都是在感染源无症状的状态下发生的[9]。即使非N95口罩对一般人没有防护作用，但它至少可以尽可能地阻止尚未表现症状的感染者感染他人，或者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传播的可能性——尽管这一点，目前尚无足够“证据”。
不过，在美国，疫情的局势已经严峻到了“任何有效手段都值得尝试”的地步。还在纠结是否“真的有用”，可能就已经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