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
文章的作者，是大家已经很熟悉的岛叔、《香港治与乱》作者阎小骏教授。今年国庆，他应邀出席了香港外国记者会，给香港的外国记者讲述自己眼中的新中国七十年。
上次在深圳的线下沙龙，我和他对谈的时候就问起这件事：听了你的讲述之后，外国记者有否对中国加深一层理解？
摘下有色眼镜是困难的，那首先意味着自省。当下的世界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泛滥，各路人群从各种动机出发宣扬中国的“威胁”；但事实上，正如浸淫中国史研究60年的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最近在《读书》所言：
“随着我对历史本身的思考逐渐透彻，那个与我的祖国十分不同的国家，她的历史，竟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迥异于世。”
无论如何，讲述与倾听都是好的开端。不管是外部还是我们自己，在迅速变化、斗转星移的发展中，都需要凝视与沉思中国的历史。它的辉煌与苦难一样值得探讨。久居香港的本文作者，则从离我们最近的“海外”视角给予了许多有益的观察。
推荐给大家。文章略长，但读完一定会有所得。
感谢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我参加今天的午餐会，与诸位著名记者、作家和朋友们一道思考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的七十年征程，并探究她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香港外国记者会1943年成立于战时的重庆。在那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同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及许多国家的人民一道，并肩抗击一小撮军国主义政权。
这些军国主义分子妄图用武力改造世界，甚至屠杀和消灭那些他们认为是低等卑贱、不文明、肮脏污秽及道德败坏的民族。他们幻想扮演上帝的角色，妄图使用霸权统治世界。
他们失败了，而我们则大获全胜。
当前的世界秩序正是这场伟大战争的重要成果之一。那个胜利的时刻标志着现代中国的诞生，亦宣告当代中国国家体（bodypolitic）的诞生。中国人民无比珍视这个胜利的时刻，因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被视为西方强国的平等伙伴而参与到全球事务之中。
从此开始，中国致力于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负责任的一员，为全球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其遗嘱中所言，“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起点
当我们一起思考新中国曾走过的七十年历程之时，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如下目标当为概念之起点，即：在全球社区中被公平对待以及以平等一员的资格参与全球治理。
这也正是自屈辱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70余年中，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艰辛追求的目标之一。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梦”的本质所在，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所在。
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时，虽然中国人仍一以贯之地埋头专注本国发展和内部议题；奇怪的是，中国的发展成就却使得其越来越被视为对西方发展模式和民主模式的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危害”；中国的发展道路甚至被认为是对从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形成的“普世价值”的威胁。
不同人对中国国家体的认知各有不同。某些人士认定中国的崛起昭示即将来到的文明间冲突。今年五月，《华盛顿观察家》曾报导，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博士（KironSkinner）的观点，她说“美国正着手准备应对美中之间将发生的文明冲突”。
她认为，若说冷战尚属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争斗，未来与中国发生的对抗将是美国“首次面对并非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强大对手”。斯金纳博士——她于2019年8月被迫离职，似乎依然使用一个多世纪前的“黄祸论”论调来看待问题。
另外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威权主义政治的卫士，以致一些西方学者甚至为此发明出“数字威权主义”这样的新名词；亦有些人视中国为秩序的挑战者。他们认为，这个东方的新兴大国不仅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也挑战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事务中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
然而，为更好地理解今日中国国家体的多面性，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中国在过去七十年中所经历的过往。而这些过往的实践乃是真正实质性地塑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键因素。
斯金纳
变动
中国国家体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她一直在恒常的变动与发展之中。当我们观察已七十华诞的中国国家体之时，适应时代的“变化”理应是其中的核心主题。
在过去的七十年，中国究竟经历了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高度重视。
第一，中国从身处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49年6月外国记者会从重庆播迁来港之时，由于长期的外国入侵以及内部战争，是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7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已当之无愧是全球经济图景中的引领者。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亦伴随整体经济成长而提升到崭新高度。在1949年甚至1978年，很少中国家庭拥有私家车。而今天，当我们由于交通高峰而被堵塞在北京的街道上而无法动弹时，大家抱怨的是如今中国人所拥有的私家车数量实在是过多了。这图景，70年前是无法想像的。
第二，中国的经济体制已从一个苏式中央计划经济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转型亦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挑战。
第三，中国已逐步从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转变成为一个以知识经济为基础、城镇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当然这个发展过程尚在进行之中。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学习如何管理一个繁荣的、多元文化的现代中国社会。
同时，国际上，中国从全球大家庭中的一个昔日边缘化的成员、一个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长期受害者，转变成为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我的观点是，当我们思考中国的转型时，需认识到这是进行之中的过程、变化着的过程，以及不断试错和探索的过程。
三个面向
我将处于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国家体，称为一个“学习型政权”。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七十年中所取得的最核心经验，就是认真从实践中学习如何治理一个日渐现代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中国社会。
在这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国家体至少展现出三方面的形象。
在经济上，中国政府努力让自己成为执行高效、成果丰硕——有时甚至是具有神奇色彩的“奇迹制造者”，这是中国的第一个面向。国家始终扮演着国民经济的核心规划者、主要执行者和严格调控者的重要角色。党和国家亦努力适应新兴经济的要求，且在此过程中取得相当可观的治理成果。
第二面是政治层面，国家始终是秩序的维护者和治理的实施者。于是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以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基础、又注重发挥不同地方、不同社会群体及社会阶层、不同国民经济部门乃至不同个人的能动性与活力政治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始终在四个重要议题上保持长期关注：一是如何保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稳固性；二是如何维持国内政治秩序的安定；三是中国政治体制如何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角色以及发挥积极作用；四是如何满足社会对于政治参与及权利保障等方面的更高要求。
第三个面向是学习者，一个认真学习在越来越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如何去管理社会的国家。这个学习过程正在进行之中，而且主要依靠自学和不断尝试。
国家学习到要与逐渐变得自主的社会力量共同合作，但是也担心秩序出现混乱；国家认识到社会利益团体、文化和少数群体问题已经越来越现代化和多样化，但仍在国家治理层面寻找足够合适的现代化手段，去满足新的社会和文化力量提出的新要求；党和政府亦不断努力寻找新的途径去解决社会分歧和对立冲突。
我观察，对待香港社会当前状况，他们便是采用了如此的方式。当我们以更宏大、更全面的历史的视角来看待香港今天发生的事情、乃至看待“一国两制”这个政治构想之时，我们会意识到这并非是一个仅仅为了解决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而采取的暂时性措施。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更大型试验的一部分，是一个更宏大的学习过程的重要内容。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也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宝贵机会，去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内部拥有不同社会和文化价值以及不同政治体系的地区，并保证其与国家主体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这一点尤其重要。
当然，学习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对形势进行认真仔细的观察、分析与研判，研究各种行动模式、行为方式和信息流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场景，并保持适时采取必要行动的能力。
总体而言，从政治视角来看，党和国家在走过的七十年历程中，积极从各式各样的思想资源、教科书案例和实践经验去学习和领悟；党不断地、积极地发适应时代、进行改革和完善进步——即“自我革命”，同时也保持了社会总体秩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稳定。
1983年的北京与现今的北京夜景（右）
建构
中国国家体这些各具特性的面向，必须有相关理论话语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具有充分强大说服力的理论叙事去说明其目标与手段的正确性。拥有一个高度契合时代要求、而又面向未来的理论叙事，对于党而言至关重要。
七十年风雨岁月，形成了有力支持中国国家体四个根本理论叙事。
第一个理论叙事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而得来的。从1921年建党之初，党便从中国近现代史中总结出了这样的观点。党确切相信经济力量和国家自卫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也坚定了要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决心。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中国人，只有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才能避免再次被外国侵略、沦为西方殖民主义受害者的悲惨境遇。这是中国在国家战略上的最重要叙事。
落后就要挨打
第二个理论叙事也是总结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而得出的，即：必须具有集中统一的国家能力。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年间，正是旧的政治秩序逐步退出、新兴现代国家秩序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历史时期。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的处境是政治上一盘散沙、军事上四分五裂、外交上落后挨打；中国人民认识到，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没有统一的政治领导和有效运行的行政机构，国家只会陷入混乱动荡，战乱频仍，不得不遭受外国干预和侵略。
政治领导力量软弱和分裂所引致的重重危险和恶果，是中国共产党强调政治权力集中统一的主要依据之一。
与政治权力分裂的危害相联系的，便是关乎稳定和国家能力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相信和重视秩序和稳定；其解释是，若缺少两者中任何一项，国家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经济发展、有效管治、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均无从谈起。
第三个理论叙事是和平崛起。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的关注力有一个逐步从国际转向国内的过程；党主要致力于国内发展和解决自身内部问题，同时为此目的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党和国家都无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或担当任何国际警察的角色。和平崛起、不当头、不称霸是容纳于中国共产党官方理性之中的重要思考成果。
党坚信，只要中国能够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取得成就，而如此人口众多的一个大国也得以保持和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已然是中国人对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
中国并无必要介入当前的某些具体国际事务；事实上，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向是指向未来，其轻重优先次序是十分清晰及合理的。
最后一个理论观点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反复提及的一句名言：实事求是。
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部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实事求是”乃是一种非常务实的世界观，当然也是执政党运用的一个相当现实主义的操作原理。
如同人生阶段一样，已走过七十年岁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更为理性、冷静、成熟，更加面向实践和未来。“实事求是”既是理论叙事也是指导原则，更是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七十年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海，1972年3月，摄影：William A。 Joseph （左），现今的上海（右）
结语
昔者哲人有言，真正的人生自七十而始。
人生七十岁，如释重负。外部的秩序规范早已被内化进入一个人的道德内核，遵守这些规范和秩序已因而成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日常习惯；因此，人的心灵与行为得以真正自由——因为此时，规则的约束已转变为心灵的自律，人与礼俗规范的天人合一早已自然而然。
因此，当踏入七十岁门槛之时，你理应更加自信。你不再向其他任何地方寻求指引—你的心灵即是你的向导，而你已真正成为自己身体与灵魂的主人。
一个悠久而伟大的国家亦复如是。走过七十载风雨，淡定地看待过往已经取得的成就，认真关注的重点则在于未来的挑战与任务。
征程仍在继续。我们看到，中国年轻一代正满怀希望面向未来，他们朝气蓬勃、信心百倍。他们将建设繁荣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念与责任坚定传承下去，绵延不绝，世代长存。
这，或许才是七十周年国之盛典之真正意义所在。
文/阎小骏（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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