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朝日新闻》11月25日报道，东京大学大学院特任副教授大泽昇平近日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表“（自己经营的公司）不录用中国人”“会把中国人的资料筛出去”等涉及歧视的言论，引来日本网民的广泛批判。东京大学24日在其官网发表致歉声明，称大泽是“短期工作人员”，其言论与校方无关等。大泽昇平作为日本最高学府聘用的特任副教授，发表这样赤裸的歧视言论令人遗憾，同时也让东京大学的声誉受损。

从日本网民的反应来看，大泽和他的歧视言论在日本社会仅属于特殊案例，但歧视言论的背后其实反映出，部分日本人看待中国依然存在刻板成见。当然，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人们对现代日本的客观认识。在当前中日关系不断改善发展之际，如何消除两国社会间存在的误解与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决定新时代中日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中日两国民众应多去对方国家一线城市以外的地方观光旅游。近年来，访日中国游客数量的不断攀升，成为助推中日关系发展的民间新动力。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数据：2003年访日中国游客数量约为44万人，而2016年则上升至630万人，同年访华日本游客数量为259万人。通过旅游的方式前往对方国家，确实有助于双方民众了解一个与大众媒体报道不同的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但当下的一个问题是，北京、上海、东京和大阪这样的一线城市，依然是两国民众的旅行首选，这其实也就制约了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多元了解，毕竟今天的北京与东京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异，而同样以冰雪知名的哈尔滨和新潟市则各具特色。因此，应鼓励两国民众积极前往对方国家一线城市以外的地方观光、旅游，以此增进对彼此社会的多元真实了解。

另一方面，应大力推动两国学术界关于对方国家研究成果的大众化。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至今，中国的日本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根据中华日本学会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所在2008年实施的联合调查显示：中国现有110个日本研究中心或研所，多数是综合研究日本的学术机构，从事研究的人员为1101人。如果说早期的中国日本问题研究者主要都是日语专业出身、仅熟悉日本语言文学的话，那么随着邦交正常化后赴日留学的日益便利，很多在日本学成归国的博士成为了新的研究主力。这也就使得整个科研队伍在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上更趋合理，专业素养普遍提高。借助于当前中国民众对日本了解欲望的普遍提升，有关日本研究的学术成果也应该及时普惠大众，帮助大众更加客观地了解现代日本。要知道，近两年来在国内热销的由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撰写的《日本第一》《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它们本身就是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当然，相较于《菊与刀》《拥抱战败》等由欧美人撰写的日本研究著作，我们其实需要更多从中国人视角来研究分析现代日本的著作。

对日本来说也同样如此。中国的日本研究学界常说“日本已将中国解剖了上千次”，从中可见日本对中国研究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度。但是，现在很多日本书店里，关于中国的图书不再是严谨、细致的学术著作，而是带着明显意识形态和情绪色彩的“反华”书籍，或刻意唱衰中国，或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其实也就扭曲了日本民众对现代中国的了解。因此，除了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外，中国学者对本国的研究成果以及描述现代中国生活、中国年轻人生活的学术作品、文学作品也应尽早进入日本，从而促进日本民众对现代中国的了解。

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需要促进更高水平的民心相通，让中日关系更有温度、更暖人心。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两国政府的引导、两国社会各界的共同投入，还需要两国民众的广泛参与，通过不断消除彼此间的误解与偏见，从而保障中日关系行稳致远。（海外网评论员 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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