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 王姝）本次人代会，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校长曹永鸣提交有关校外教育机构治理的建议。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她表示，学生减负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只有教育评价体系这个指挥棒彻底发生变化，全体教师的专业水平整体提升，中国的孩子才能真正减负。

新京报：近年来你多次提交有关减负的议案和建议，这次两会是不是也提交了相关议案？

曹永鸣：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一直很关注学生减负这个话题，这几年也一直提交相关议案。今年提交的是关于校外教育机构治理的建议。学生减负，一方面是校内减负，让学生从繁重的课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就是校外减负，让学生从校外补习班中解放出来。

目前，校外的补习班还是良莠不齐，有的甚至在地下室，安全隐患很大。而且，对校外教育机构的治理，教育行政部门并没有执法权，这对执法力度和惩戒效果都造成了影响。我认为校外教育机构治理需要教育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信访部门等相关部门联动，建议国家出台相关的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明确联合奖惩措施，依法依规对违规举办校外培训机构的实行联合惩戒。将黑名单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努力营造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良好教育治理环境。

新京报：学生减负我们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是一些学生和家长觉得“减负减负越减越累”，对此你怎么看？

曹永鸣：不论是减轻学生的校内负担，还是校外负担，这些举措肯定有减负效果，但都是治标，并不是治本。治本之策是什么？我认为从“根”上为学生减负，还需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评价机制，更加有利于素质教育导向的评价机制。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通过一张考卷、一次考试来决定孩子的命运。如果把全面发展，把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纳入评价体系，那么在对教育终极价值的追求上，学校和家长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学生减负其实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教师的专业化水平问题。孩子们出去补课，一般都是为了“拜师”，去找一些名师。什么叫名师？其实就是专业化水平比较高的群体，有能力用最少的时间，帮助孩子最大程度地掌握知识。

我认为，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与减负是有因果关系的。如果老师的整体专业化水平都比较高，那么孩子们在单位时间内的受益程度也会极大地提高。换句话说，孩子们如果在学校都学得清清楚楚了，谁还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再去做一些重复性劳动呢？我们曾经和芬兰的教育工作者交流，芬兰教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孩子们的负担轻，但是质量高。如何平衡学生负担与学习用时之间的矛盾？芬兰同行们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老师好，有一支非常高素质的、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教育评价体系是杠杆，那么教师的专业水平就是秤砣，有了秤砣，就会很好地平衡孩子们的课内外时间。中国孩子的负担什么时候能真正减下来？一个是教育评价体系，比如中高考的评价，这个指挥棒彻底发生变化；再一个就是全体教师的专业水平整体提升，否则减负只能是治标，治不了根本。

新京报：你谈到了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其实一些“60后”、“70后”经常感慨，觉得现在的师生关系与原来不一样。原来，如果孩子犯了错，老师骂一声、打一下，学生、家长都能接受。但是现在一方面老师为难，觉得学生打不得骂不得，另一方面家长不满，觉得老师的责任心不强。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曹永鸣：“60后”、“70后”的学生时代，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多学生、家长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考大学，大家的目标一致，所以思想和行动也很统一。但是现在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方法已经变得多元化，家庭教育目标的多样化越来越明显。

比如同在一个班级里，有的家长希望老师管得严一点，孩子不听话就要打；有的家长希望孩子能更加轻松愉悦地接受教育，不论成绩好不好，孩子都要快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一个班级、一个学校，甚至是整个社会都同时存在。这就要求学校、教师去研究如何满足受教育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这也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社会课题。

因为需求多样化，老师就不能一刀切，必须考虑和照顾多元需求。不过有的需求是不合理的、不合适的，这时就需要学校、教师去积极引导。我经常跟老师们讲，家长合理的要求应当满足，但是不合理的要求特别是对孩子未来发展有消极影响的要求，我们就应该矫正。比如有的家长娇宠孩子，希望老师配合，让孩子在班级里得到格外关照，这样的要求不利于孩子意志品质的培养，就需要矫正。教育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不能一味地迎合家长。

新京报：你是否看过去年上映的电影《少年的你》？你觉得怎样才能避免校园欺凌？

曹永鸣：这部电影我和我的同事都看过，其中反映出来的校园欺凌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根据我们的调研，在10岁左右的孩子中间，校园欺凌问题并不突出，校园欺凌多发生在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之间。校园欺凌对孩子身心的伤害，尤其是对心灵的伤害，往往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重视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学校虽然是防止校园欺凌最前沿的阵地，但校园欺凌并不止于校园。如果一个孩子在家中能得到家庭的温暖；在学校没有面对相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处在一个积极向上友爱的班集体中；在社会上没有接触到暴力游戏、暴力影片等，那么校园欺凌还会不会发生？所以校园欺凌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防御。

首先是家庭，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和启蒙老师，是家庭和父母。在整个教育链条中，家庭处在上游，如果上游的水被污染了，流到处在中游的学校，学校研究治理的难度势必加大。被污染的水如果继续向下流，流到下游，那么对社会的危害性就更大了。所以家庭是根本，家长必须履行好监护人的职责。去年两会我就提过一个议案，建议针对“父母教育”，制定《家长教育法》，鼓励支持家长“持证上岗”，逐步形成家庭教育支持体系。

其次就是学校，学校有责任和义务做好校园欺凌的预防和管理，尤其是对于家庭残缺破裂的孩子，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救治、心理救助应该跟上；再有就是社会，应完善相应管理制度，把孩子与暴力游戏、暴力影片隔离。

新京报：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一度使在线教育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你认为在线教育有哪些需要规范的地方？

曹永鸣：发展“互联网+教育”，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着力指出了这一点。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在线教育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不过从线下到线上，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变，教与学的角色定位、教育方式、育人模式、管理策略等都发生了潜移默化地改变，有许多地方需要规范。比如教材的问题，电子版授课的教材是不是应当统一？是不是应当通过教育部、教材审查委员会的审核？

还有教育资源的问题，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可能还要蹭网，发展在线教育应当让所有孩子都像喝水一样，对在线教育的资源触手可及，这就需要加大在线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再有，有的孩子学习动力不足，上网冲浪开小差，这是不是应当通过技术手段，对孩子的在线学习过程进行记录，精准定位自主学习习惯养成和学习能力的提高？我认为这些都是在线教育需要规范、需要完善的地方。

新京报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