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咱们中国长期属于农业大国，粮食生产在国家经济中至关重要。粮食丰产，基本上就能够保证国泰民安。一旦闹灾荒，影响了粮食的种植和生产，老百姓没有饭吃，流离失所，必然会引发天下动乱。

而在所有的这些灾荒中，蝗灾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又是非常大的。而且，蝗灾一般都是伴随干旱发生的，可以说是灾上加灾，给老百姓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

（古代的蝗灾）

古代为了控制蝗灾，可以说想尽了办法。

由于古人的认知中，一直认为民间爆发各种自然灾害，都是因为统治者失德，因此上天才降下灾祸的缘故。因此，一遇到蝗灾发生时，统治者首先想到的，就是从道德上来解决问题。比如发罪己诏，比如焚香敬拜天地，比如说送瘟神等等。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向上天请罪，向上天忏悔。表明皇帝失德了，需要向上天承认错误。

不过，古代又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帝失德，其实并不是皇帝的错，而是大臣（主要只宰相）的错，是大臣没有向皇帝进谏，或者是大臣惑乱朝廷，把皇帝蒙蔽了。因此，这个责任，应该由大臣来承担，需要惩罚大臣，把他贬责下去，甚至于把大臣杀掉，以谢天下。

除了认为是统治者失德以外，古人还根据朴素的辩证法理论，认为之所以出现蝗灾这样的自然灾害，是大自然阴阳失调的结果。或者说，是正邪不到位的结果。正气不足，因此邪气横生。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正气压住邪气。

《贞观政要》中，就记载了唐太宗举行仪式，吞噬蝗虫的记载。唐太宗自然是郎朗正气，代表“人皇”。蝗虫自然是污浊邪气，代表“虫皇”。唐太宗用“人皇”的力量压倒“虫皇”，就是让正气压倒邪气，从而让天下重新回到正气满满的世界。

当然了，古代也不可能完全相信这一套，还是会进行具体的捕杀蝗虫的操作。古人就有多种这方面的书籍和记载。比如说徐光启的《除蝗疏》、陈方生的《捕蝗考》、顾彦的《治蝗全法》等等，都为古人治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蝗灾过后的唐朝）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蝗灾的情况也十分严峻。根据历史记载，1951年全国共计78个县发生了蝗灾，受灾面积达到了1300多万亩。1952年，全国19个省594个县发生了蝗灾，受灾面积达到3779余万亩。1953年，全国夏季蝗灾受灾面积515万亩，接着，秋蝗蝗灾又重新严重起来。1954年，全国又发生夏季蝗灾，受灾面积达到840多万亩。1955年，全国各地再次发生蝗灾，受灾面积达1464余万亩。

这只是新中国成立的几年，就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蝗灾。不过到现在，应该说，我们发生蝗灾的情况已经非常少了。虽然最近沙漠蝗灾逼近我国边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但是这毕竟不是我国原发的，我国的蝗灾现象，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治理。

那么，在建国之时蝗灾那么严重，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当然了，我们现在对蝗灾的产生，已经有了清醒的科学认识，再也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祭拜神灵，而是就蝗灾问题，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理。

​（用农药除蝗）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在治理蝗灾方面，制定了一个“打早、打小、打了”的方针。

所谓“打旱”，就是知道蝗灾往往发生在旱灾之后。也就是说，每当遇到旱灾，乃至于干旱天气太多的时候，就要开始预防蝗灾。避免此后蝗灾发生后，手忙脚乱。

所谓“打小”，就是在蝗虫很小的时候，乃至还是虫卵的时候，就要予以扑杀，绝对不能让它们长成气候了再动手。

所谓“打了”，就是要斩尽杀绝。蝗虫一年会繁殖好几代。而且蝗虫的繁殖力惊人，一只母蝗会产卵200粒以上。因此，如果不对蝗虫进行斩尽杀绝，那么夏蝗过了又是秋蝗。这些蝗虫，会撵着季节走，吃了庄稼的叶后吃庄稼的杆，吃了庄稼的杆后，又吃庄稼的果。所以，要根据蝗虫的生长情况，在各个季节，实行斩草除根，不能让蝗灾死灰复燃。

当然了，除了有好的原则外，还有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人工除蝗、机械除蝗和药物除蝗三位一体来完成。尤其是药物除蝗，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当然了，过多地使用农药，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破坏。这也是要一分为二看待的。

总之，因为有了好的原则和好的方法，建国后，严重的蝗灾问题，得到了极好的解决。

（参考资料：《贞观政要》《除蝗疏》《捕蝗考》《治蝗全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