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现是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一次重大考验。2020年1月30日，世卫组织总干事援引《国际卫生条例（2005）》，宣布此次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国作为主要受到影响的国家，积极开展防控应对，国内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大幅度下降，受到世卫组织赞扬，也为世界范围内的疫情防控争取了时间。但是，自2月20日开始，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出现病毒社区传播现象。2月29日，中国以外每日确诊人数首次超过国内水平。目前，全球疫情仍在快速发展，情况非常复杂，各国各地区应对水平参差不齐，漏洞此起彼伏，形势很不乐观。

国际传染性疾病防控机制遭遇挑战

从本次疫情的应对来看，以世卫组织为中心的国际传染性疾病防控机制遭遇的挑战包括：

第一，国际社会防控共识的达成尚需时日。

世卫组织已经肯定中国在疫情出现社区广泛传播后的应对树立了防控新标杆，新加坡则在防止疫情输入上积累了成功经验，但不同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对于经验的吸取程度不一，缺少对抗疫情的政治承诺，预防措施不力。卫生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忽视-危机”循环难以被打破。另外，世卫组织要求各国充分分享病例数据、采取恰当边境措施的建议也未得到普遍遵守。

第二，国际防控资金筹措困难，资金分配不平衡。

大量发展中国家尚未满足《国际卫生条例（2005）》中规定的核心能力要求，客观上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世卫应急规划呼吁的资金到位比率不高，捐资方重疫苗研发，忽视对廉价且简单的预防工具的投资。来自联合国系统的资金对卫生系统脆弱的国家而言尤为宝贵，但各机构普遍面临财政压力。新冠病毒的国际传播令世界主要国家均面临挑战，筹资动力不足的矛盾突出。

第三，政治与种族偏见扭曲合作议程。

自疫情开始后，中国始终保持与世卫组织的密切合作，防控成效受到总干事多次公开赞扬。但是部分西方国家却借此攻击世卫组织。此外，一些国家中仍不乏将中国人、亚洲人等同于病毒的种族歧视言论。这类观点转移疫情防控的焦点议题，不仅妨碍国家与社会正视疫情对人民健康构成的真实挑战，而且是开展国际集体行动的绊脚石。

第四，关于疫苗、治疗药物国际调配的协商进程滞后。

2009年H1N1甲型流感疫情后，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2005）》审查小组报告就提出，发达国家捐赠意愿不足、各国在审批程序等环节缺少事先协调，延误物资到位。本次疫情应对中，虽然世卫组织通过研发蓝图计划，对研发机构的优先重点、评估试验设计等技术性环节提供方向指导，但国家之间的大规模、高层次、高水平协商协调尚无启动迹象。

下阶段全球卫生治理的可能趋势

从国际合作的现状来看，下一阶段全球卫生治理可能出现的趋势包括：

第一，世卫组织将依然作为该领域内的技术性机构发挥作用，但在实际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卫生应急能力方面作为有限。

此次疫情之后，世卫组织可能再次召集审查小组，就如何加强国际卫生合作机制进行研究。

第二，在全球范围协调困难的背景下，国际卫生合作领域中国家集团、地区机制叠加共存的情况可能继续，甚至进一步加强。

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与作为世卫组织美洲地区办公室的泛美卫生组织，在协调本区域国家卫生合作上有较为成熟的机制保障。东盟国家之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通过论坛形式开展的信息分享与政策交流将在新冠肺炎疫情抗击过程中得到完善与提升。

第三，私人部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组织、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由于传统发达国家集团对全球卫生议题兴趣降低，凸显上述机构在卫生治理中的供资功能、药物疫苗的研发生产功能，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实地提供卫生服务的功能。这些机构与组织短期内不可能被纳入世卫组织正式治理框架，但对其实际政策影响力可能增强。多元行为体联合提供卫生公共物品的模式将日趋浮现，但商业利益、机构利益如何与全球公益协调的矛盾也将被放大。

新冠疫情能否最终促成全球防疫合作的实质提升，各国领导人能否共同吹响人类合作的号角，要看疫情本身的发展情况，国际社会恐怕“非到痛处不能自省，非入逆水难以同舟”。而在这方面，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中方的倡议终会提出。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本文首发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原标题《汤蓓：新冠疫情将把全球卫生治理引向何方》，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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