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8世纪中叶的英国，发生了后来称之为“工业革命”的工业生产快速增长，而人口增长与此的关系，在史学界尤其是英国史学界，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根据目前对鼠疫、疟疾和其他传染病从英国农村消失的了解，以及英国在控制天花上的努力，可见它与法国不同的新疫病模式，获得了作为18世纪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的地位。大英帝国的兴起和1763年后法国从海外的暂时撤退，肯定称得上是美洲、非洲、亚洲以及欧洲历史的关键转折点。
遭遇疫病的世界
尽管在18世纪时，科学医学的重大突破尚未到来，但以下的说法似乎并不荒唐：传染病重要性的降低（有医学进步的成分，但主要由于人们完全意识不到的生态调整），构建了“启蒙运动”的哲学和社会认识普及化的基本背景。意外死亡在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仍是真实并且具有可能的世界中，那种认为宇宙是一部规律运动的，可以了解甚至可以预见的巨大机器的想法，似乎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世人眼前的现实。
毕竟传染病的造访没有规律也不可预见，却从不会被患者视为无关紧要。因此，在17世纪天文学和数学的成果为世俗化的世界观奠定基础之前，还得首先让传染病放松它对人类身体乃至灵魂的控制。鼠疫和疟疾的退出和人们对天花的控制，为18世纪精英圈里颇为时髦的自然神论的传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背景。
在这样的世界里，致命的传染病突然袭击一个成年人的情况很少见，故而不再那么需要信仰神意以求解释这类死亡。同时，正像在其他方面的进化情形一样，新出现的机械主义世界观支持探索更有效的医疗方法，并使医学界在经验性地尝试新的医疗方法上日益趋向系统化。由此，真正的进步出现了：那种认为人类的智力和技巧不仅在机械方面，也能在健康方面改善生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合理了。
可见，欧洲不断变化的疫病经历，似乎同其文化与政治史各阶段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在1494~1648年，旧文化传统经受了格外巨大的压力，那时人们不得不同时适应越洋航行带来的人员、物资、思想和疾病流行所造成的最初影响。
宗教改革掀起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暴和宗教战争，无不凸显了这些压力的存在。只是当最初的冲击减弱，包括疫病衰退及其被更可预见的、更少破坏性的传染方式所取代时，所谓“老时期”的宽松政治和文化生活方式才有可能确立。显然，在导致这些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发病率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且不是最为明显的因素。然而，这个因素通常被历史学家完全忽略，所以我们要在此强调疫病不断变化的遭遇史。
神奇的应力：野兔、罐头、马铃薯
在所有生态关系中，每当一个或一群有机体发生意义重大的突变，都会在生态系统中迅速产生新的应力。这些应力通常先是减弱，然后再通过调整控制最初的动荡，1859~1960年发生在澳大利亚野兔身上的情况就是如此。
英国殖民者1859年把野兔引入澳大利亚，因缺少天敌，新物种迅速扩散到整个大陆，对人而言已变成了“害虫”：它们吃掉本应属于绵羊的草，羊毛产量由此减少，无数牧场主的利益也跟着缩水。人类尝试消灭野兔的努力直到1950年才见转机，当时多发性黏液瘤（天花的近亲）病毒被成功植入野兔群，最初的效力是爆炸性的：仅仅一个季节里感染野兔的死亡率高达99.8%，第二年降到90%，7年以后死亡率仅为25%。显然，非常有力和迅速的选择分别在野兔和病毒中发生了。
1750~1850年间，随着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西北欧出现的情形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新的工业城市的生活条件长期来看是有害健康的，另外交通条件的进步使日益有效的食物分配方式足可防范地方性的饥馑出现。还有，食物保存也同样重要。譬如，在法国政府提出的丰厚奖赏下，罐头于1809年发明出来了，随后在拿破仑军队中大规模地投入使用。拿破仑战争是欧洲人截止到当时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争。然而，战场上损失的兵员数，远不及因传染病损失的人数，尤其是当拿破仑军队与对手在欧洲进行攻防时，死于如影随形的斑疹伤寒。
不管怎样，到1800年，整个欧洲都已开始的人口快速增长很快弥补了这些损失。而19世纪40年代，食物供应的限制在大陆的很多地方都成为关键性因素，1845年后“饥饿的四十年代”对成百万人来说是灾难性的。当时，源于秘鲁的一种寄生菌成功在欧洲高产的马铃薯田里稳定下来。结果使成百万的爱尔兰人、比利时人和德国人赖以为生的马铃薯普遍歉收，饥馑伴随着斑疹伤寒和其他疾病，造成上百万人的死亡。爱尔兰农村人口的非凡增长突然并永久地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移民离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裔爱尔兰人，深刻影响着北美、澳大利亚以及英帝国的其他部分。
除了像1845~1849年袭击欧洲马铃薯田这样猛烈而短暂的危机以外，因机械力量应用于海陆交通，导致流动加快而引入的一长串疾病，在19世纪普遍感染了欧洲和世界的人口。与此同时，人类更多地向更大的城市中心迁移，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以往常见传染病的接触。结果便形成了某种竞赛，一方是医学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另一方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染病及慢性病的强化。
感染之源：瘴气还是接触？
直到将近19世纪末，竞赛在世界的各大城市中仍然势均力敌。在配套卫生措施落后的新城市，如纽约和美国的大部分城市，死亡率实际上是急剧提高了。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那些成功地将一个接一个传染病“病菌”进行分离和研究的医学研究者，取得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胜利。
深入研究往往使医学家设计出有效的遏制传染病的方法，如合成新药或进行免疫注射；再如引进新的卫生习惯，改变人类与昆虫、啮齿动物或上述疫病的其他可替代宿主的接触方式；还有以别的方式设法打破疫病传染的既成模式。此外，国际组织又提供了城市和国家对付传染病的措施。这样，到20世纪头几十年，预防医学不仅在欧洲人，也开始在亚洲人、非洲人的疫病经验中刻上了深深的印记。
成功是巨大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专家们倡议要把威胁人类的传染病从地球上清除出去，并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目标。正如过去所显现的那样，在改变人类疫病经验上如此巨大的根本性成功，同时会留下潜在的报复：取代19世纪医务改革者不得不应对的新工业城市的区域性人口影响，很可能是洲级规模上的人口危机。
因此，技术和疾病之间的竞赛绝不会出现一边倒的结局，而且就生态关系的性质而言，也从不会如此。
早在1546年，意大利名医及博学家佛拉卡斯托罗的名著《论传染和传染病》中，就首次以科学方法研究了伤寒、鼠疫等的来源与传播。他明确提出与一度通行的“瘴气理论”相对立的接触传染病菌理论。可直到19世纪早期，尽管这为地中海制定防止鼠疫规范的检疫规章提供了理论根据，但在欧洲学术界却一直处于弱势。
1802年，瘟疫降临到被派往圣多明各（现为中美洲多米尼亚共和国首都）镇压杜桑·卢维都尔起义的法国军队身上。
短短几个月，黄热病和其他热带病彻底毁掉了这支3.3万人的精锐之师，这一事件严重挫伤了拿破仑的狂妄野心，迫使他同意于1803年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
检疫之争 以身试“菌”
这场瘟疫在销蚀欧洲海外力量上的戏剧性表现，为法国医学界的热带病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动力。当黄热病1822年在巴塞罗那爆发时，他们抓住机会进行了关键性的实验，以判别接触传染学派和瘴气学派的正误。由尼古拉斯·切尔文领导的法国专家组，对黄热病的流行方式进行了系统而审慎的研究，他们认为，巴塞罗那的感染人群没有接触病原体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接触感染理论似乎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在接下来的50年间，医学改革派开始拆除地中海港口的永久隔离设施，认为它们只是迷信时代的遗存。由于那时缺少经验基础，没有人能想象出昆虫可能是疾病的携带者，病菌理论似乎注定要成为历史的垃圾。尤其是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把检疫制度看成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粗暴侵犯，并致力于清除这些所谓专制和罗马天主教愚昧的残余。
到了1854年，一位叫约翰·斯诺的伦敦医生证明，爆发于伦敦某中央街区的霍乱，可以追溯到某处被污染的饮用水源。遗憾的是，斯诺的证据大多是不连贯的细节，而欧洲最严谨的知名医学专家刚刚明确否定了接触传染理论，斯诺的说法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多少注意。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显微镜对病原菌的发现，才戏剧性地扭转了这一边倒的学术舆论导向。
第一批被发现的病原菌，是炭疽杆菌和结核病杆菌，分别由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于1877—1879年，德国医学家科赫于1882年发现（他因在肺结核研究上的贡献，获得了1905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由于此前这两种传染病都未曾以明显的流行病方式传播过，发现它们并没有马上颠覆原来解释流行病的瘴气理论。但当1883年科赫宣称已经发现了导致霍乱的新弧菌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假如科赫是正确的，瘴气理论就是错误的，至少在解释霍乱上是如此。
既然博学的医生们已经接受瘴气理论对流行病的解释，科赫的结论自然在专家当中遭到坚决抵制。迟至1892年，有一位著名的德国医生为证实病菌理论的谬误，喝下一大杯充满霍乱弧菌的水，并高兴地告诉他的同行对手，自己没有不良反应。他是幸运的，但他的行为无疑夸大了影响霍乱传播的不确定因素。在这位医生的例子中，可能是高度紧张导致他分泌了过多的胃酸，从而杀死了他吞下的霍乱弧菌。
防疫妙方：柑橘汁与接种术
早在科赫的显微镜向医学界证明现代瘟疫之源以前，霍乱在美国和欧洲城市产生的震动，就为那些寻求改善城市卫生、住房、医疗设施和水源供应的改革者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做什么和如何做的范式就在身边。18世纪欧洲国家的政府还发现，士兵和水手的生命太过重要，不能无谓地消耗，特别是当简单而又不昂贵的措施就可以阻止瘟疫肆虐的时候。
诸多保健措施中，最著名的也是最有意义的，是饮用柑橘汁预防坏血病。当越洋航海的水手长时间只食用缺乏维生素的食物时，就会为这种病所缠绕。早在1611年，柠檬和柑橘的食疗作用就被报纸推荐过，此后又被令人尊敬的名医援引，在大量医学文献中提及。当时，因柑橘汁通常不易取得，学术界也推荐过其他治疗方法，直到18世纪末，这种方法的特殊疗效才被明确认可。
欧洲政治史和职业常备军的相互关系，很值得历史学家给予更多的关注。显然，欧洲大陆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取决于对君主马首是瞻、训练有素的军队。无论在冬天还是夏天，无论在战场还是军营，军队的健康都依赖于将疫病损失控制到最低限度的卫生保健制度的发展。整齐划一的形象和仪式般的清洁规则，无疑是欧洲军队保证健康的途径。显然，18世纪就是将这种做法变成条例的时代，其影响历史性地改变了基于经验治军的现状。
就像在军事管理领域的诸多表现一样，法国人也一直是卫生规范的确立者。18世纪早期，法国皇家政府就建立了军队医院和医护学校。18世纪70年代，一个现代的特殊医护部队建立了，其关键的创新是医生可以全职服务于新建的军队医疗机构，像一般军官那样晋升军衔。不再像从前，只是在出现危急情况或迫在眉睫的战争时，才临时应召入伍。
法国军队的医疗机构专业化带来的好处，充分展现在大革命（1789—1830年）和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之中。从巴黎贫民窟和偏远乡村征召来的年轻人，一起源源不断地充实着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乃至各个阶层。尽管新兵的疾病经历和随身携带的机体各种各样，但医疗团队有能力阻止大规模的疫病暴发，并利用新的发明，比如公布于1789年的琴纳（被称为“免疫学之父”的英国医学家）的疫苗接种术，来提高其负责照顾的士兵的健康水平。否则，作为拿破仑时代特征的大规模陆战就不可能发生。同样，英国海军能够长年累月地封锁法国港口，其对柠檬汁的依赖几乎等同于枪炮。
疫情反推改革
从军事医学所取得的成就来看，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卫生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技术的，不如说是组织的。无论如何，英国的自由主义偏见根深蒂固，认为这些制度侵犯了个人对自己财产任意处置的权利。只要疫病传播理论尚在争论之中，双方就很难在实质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种情况，无疑放大了对霍乱的恐惧。面对死亡的威胁，无所作为已经难以交代，公共卫生机构的职能是尽快了断那些陈腐的辩论和固执的冲突。
霍乱于1832年在英国的首次爆发，推动了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成立。但由于委员们从地方选出又没有薪资，通常缺少专业知识和合法权力来改变当地的生活环境。况且，不是每个委员都认为肮脏和疫病有什么关联。比较起来，就在霍乱再度降临英国的前一周，国会授权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当时，亚洲霍乱的可怕景象已经牵动了公众注意力长达一年。毫无疑问，正是对霍乱复发的担心加快了国会的行动。
中央卫生委员会颁布了一些对于公共卫生影响深远的计划，这些计划已由一个改革派团体大力倡导了10年以上，它十分活跃，成员不乏卫生改革的著名提倡者。中央卫生委员会利用国会授予的法律权力，在英国城市中清除了无数污染源，并开始在全国普遍建设供水和下水道系统。19世纪40年代，热诚的功利主义改革者爱德温·查德威克提倡，用光滑的陶管建成狭窄的排水管，注入足够的水把废物冲向远离人类居住地的储存地，在那里经过加工后卖给农民做肥料。
为维持有效排放，输水总管和下水管必须直线铺设，势必要通过某些私人领地，对当时很多英国人而言，这又意味着对他们权利的侵犯，工程所需资金也将数目巨大。因此，人们只有出于对霍乱刻骨铭心的恐惧，才可能克服根深蒂固的反对障碍。后来，花了半个世纪才研制出处理污物的有效方法，使其不再散发刺鼻的恶臭，而大规模设立这样的处理系统，即便是在繁荣且管理有序的城市中，也要等到20世纪。
余音
虽说查德威克未能实现他的全部计划，但他指导下的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其存在的1848—1854年间，的确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将工业革命所造就的新城市治理得更加符合健康原则。这套系统向其他西方国家的输出相对快些，虽然经常也需要用迫在眉睫的霍乱传染的危险，来迫使当地的既得利益者向卫生改革的倡议妥协。在美国，面临霍乱威胁之际，一个以英国为原型的卫生委员会于1866年在纽约建立了。在缺少这种动力的情况下，像汉堡这样的大城市坚持把昂贵的供水系统改造计划推迟到1892年。当时，霍乱的光顾无可置疑地证明，是一处污染的水源传播了疫病。
文 /（美）威廉·麦克尼尔 余新忠 毕会成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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