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五次延期在越南服役，对他来说，刺杀好比是外交政策万灵丹。用无人机打击或步枪狙击取敌酋首级，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事实上，相信刺杀能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刺杀让情况急转直下的例子倒是数不胜数。

几乎毫无例外，刺杀是一种绝望的赌博，政治家不会用，只有空想家才会铤而走险。这一点至少从刺杀的“黄金时代”便已显然——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和美国。在这几十年里，无政府主义者杀死了两位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利）、一位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位哈布斯堡皇后（伊丽莎白，约瑟夫一世之妻。编注：即中国人熟知的“茜茜公主”）、一位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一位法国总统（卡诺）和两位西班牙总理（卡斯蒂略和门德斯）。

这场无政府主义刺杀运动中的两位“大英雄”，米哈伊尔·巴库宁（Mikhail 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Prince Petr Kropotkin）都是俄罗斯人，这不足为奇。毕竟，用格奥尔格·赫伯特·祖·蒙斯特（Georg Herbert zu Münster）援引的一位当时的匿名俄罗斯外交家的话说，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堪称“刺杀洗礼的专制主义”。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都认可刺杀，称之为“行动的宣传”，或用哈佛文化历史学家玛雅·加沙诺夫（Maya Jasanoff）在其极具启发性的《黎明守望：全球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The Dawn Watch： Joseph Conrad in a Global World）中更准确的话说，是“用炸药宣传”。

加沙诺夫写此文是为了评论康拉德的《秘密特工》（The Secret Agent）。这是这位用英语写作的波兰小说家的愤世嫉俗之作，在书中，一位色情文学制作商（而不是某位政治狂热分子）密谋了一次恐怖主义暴行。康拉德似乎认为，这些伎俩都是精神错乱之徒、空虚的不满者，以及道德腐败之徒的工具，而不是政府领导人的工具。

如果说沙皇时代的俄国是一种“刺杀洗礼的专制主义”，那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更喜欢的政治形式是让谋杀成为军方影响政府政策的手段。为了消除文官对侵略和占领中国的反对，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参与了一系列刺杀，以实现政治目标。伦敦海军条约（London Naval Treaty）签署后，日本首相犬养毅在1932年被杀（注：犬养毅并非《伦敦海军条约》的具体谈判者，条约签署时他尚未担任首相，但他遇刺的确与该条约有关）。民族主义者认为该条约使日本地位“劣于”美国和英国。起初，军官们还谋划刺杀查理·卓别林，犬养毅在当天早些时候接待了他。

刺客被轻判，这鼓励了更多更大的政治流血。“二二六事件”的密谋没能刺杀冈田启介并挟持昭和天皇，但成功刺杀了财相高桥是清（有时他被称为日本的凯恩斯）和昭和天皇最亲密的顾问海军大将斋藤实。另一位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受伤。乍一看，这些刺杀取得了成功，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此令政府和皇室噤若寒蝉，他们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政策再也无人挑战。通往战争以及最终被毁灭的道路已经铺就。

诚然，一些国家支持的刺杀或刺杀行为含有某种个人复仇要素。但世界民主国家不应该觉得考虑刺杀是值得自矜之事。不难想象，在美国领导人坚持刺杀古巴的卡斯特罗，尝试了从毒药到会爆炸的雪茄的一切手段的背后，是他们受伤的自尊心。而在亚眠条约为欧洲带来和平之后，英国又试图刺杀拿破仑，导致战事重启。

两位政治学家，即西北大学的本杰明·琼斯（Benjamin Jones）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本杰明·奥尔肯（Benjamin Olken）实际上已经尝试就刺杀对政策影响有多大做量化分析。他们考察了从1875年开始的刺杀密谋，发现成功绝非一定之事。事实上，只有59起刺杀成功杀死了目标。

更重要的是，琼斯和奥尔肯的研究直击刺杀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uleimani）行为的要害：他们发现，这种政府定点清除完全无法阻止或使战争最小化。因此，和特朗普的日常行为一样，世界看到的无非是空洞、并且可能造成极其昂贵的长期代价的姿态。

妮娜·赫鲁晓娃是美国新学院[The New School]国际关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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