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国家，可在200多年前，那里还是一个不毛之地，甚至被英国当成了流放罪犯的孤岛。面对不光彩的过往，澳大利亚人并不羞愧，他们从来不忌讳承认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将一块陌生的土地变成沃野千里的家园，其实是一段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奋斗史。

然而，澳大利亚作为罪犯的流放之地，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英国人一开始并非“恰好”发现了澳大利亚可以作为流放地的用途，而是有意“制造”了一大批“犯人”，强行将犯人送到了澳大利亚，让那些戴罪之躯用劳动来赎罪，帮助英国开垦新的领土。所以，从直观上看，澳大利亚确实是罪犯的流放之地，然而，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是，英国主动策划了一个关于犯人和流放地的剧本，大英帝国治下的男男女女不自觉地成为了配合演出的演员。

自从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开始，英国就开始将罪犯发配海外（Transportation beyond the seas），因为英国国内的监狱早已人满之患，实在放不下了。

1783年，有人对英国监狱进行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罪犯7482名，除去初犯或罪行较轻者外，达到流放标准的有4059名。当时英国每年要往澳大利亚发配1000名罪犯，根据这个数目，用不了几年，英国监狱就不会拥挤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向澳大利亚发配罪犯的活动直到1868年才被彻底废止。而自1788年至1868年年，被发配到澳大利亚的罪犯总数高达16万8000人。我们能发现：英国的“犯罪率”随着澳大利亚的开垦而不断上升，这其实体现了大英帝国的“良苦用心”。

16世纪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英国出现了圈地运动。1760年以后，登记在册的圈占土地的活动有5000多次，牵扯600万英亩的耕地。自1740年至1788年，4万多个百亩以下的小农场被大地主收购，3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不断涌现，一些自耕农和佃农沦为贵族或大地主的雇农。不愿意当雇农的自耕农原本可以在公有荒地上放牧，基本能维持生计，但很快这项福利也被废止，这些衣食无着的人在农村无立锥之地，只能涌进城镇打工谋生，以致城市人口暴增。

城市生活成本高，工作又不好找，所以出现大批穷苦的工人和失业者。他们为情势所逼，想要活下去，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向工厂老板争取权益，要求涨工资；二是铤而走险，沦为小偷或强盗，靠非法手段为生。

这两条路，其实最终都会把人变成罪犯。第一条路起初不犯法，不过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根本不会考虑提高工人待遇的提议，双方矛盾爆发，工人只能破坏机器，最终沦为罪犯；第二条路就更直接了，一开始就是犯罪。

18世纪后期，仅伦敦就有惯犯2万多人，整个社会乌烟瘴气，腌臜不堪。英国政府的解决方法就是严刑峻法，加重惩处力度。在英格兰，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期，可判死刑的罪行从50种陡然增加到200多种。从18世纪后期起，爱尔兰、苏格兰也亦步亦趋，对于犯罪行为从严从重处罚。在当时的英国，叛国投敌、杀人越货固然要判处死刑，但诸如偷盗牲口、砍伐林木，甚至隐瞒私生子数量也会判以极刑。

对于数量最多的盗窃案，英国政府更是铁石心肠，偷取价值1先令（一顿有酒有肉的晚餐大概价值1先令）以上的物品，流放14年；偷取价值1先令以下的物品，流放7年。

英国政府之所以“小罪大罚”，其实有三个目的：

第一、疏散监狱中的罪犯，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

第二、趁机疏散过剩的城市人口，减轻激增的人口压力。

第三、将大量犯人转移到澳大利亚，进行殖民地建设。

可以看出，前两条其实都在为第三条服务，为了实现建设澳大利亚的目标，英国当局不断扩大逮捕范围，甚至到了滥用刑罚的地步，例如偷了两粒鞋扣的也被判7年监禁，之所以定7年刑罚，是因为判刑7年以上才够流放资格。

考虑到罪犯都是乌合之众，组织能力较差，英国政府开始逮捕有文化的“体面人”，包括伪造文书的中产阶级，违反组织纪律的海陆军官等等，期望他们利用自己的技能管理殖民地。后来，英国人发现犯人中男性占多数，女犯人数不足，无法正常实现社会运转，于是又开始加大处罚女子的力度，仅仅偷了一条手帕的良家妇女也硬把她重判7年，以便流放到澳大利亚。

英国当局的想法是：对大多数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来说，流放澳大利亚等于去到天涯海角，就算服刑期满，也没法返回英国。既然有去无回，不如就在当地结婚生子，繁育后代。一旦“罪犯”们这么想，那么英国政府的目标——将澳大利亚建成另一个英国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创建一个新的殖民地并非易事，英国派往澳大利亚的菲利普总督（Governor Phillip）遇到了诸多困难，第一个挑战就是人心不稳：罪犯们来到澳大利亚都抱着服刑的心态，既没有披荆斩棘的奋斗精神，也缺乏建设家园的美好期望。凡事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些人干脆就逃跑了。

早期的悉尼湾

殖民地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缺乏技能和知识。第一批舰队为澳大利亚送去了1493人，罪犯占778人，其中男犯520人，排除掉旅途中死亡的20多人，实际劳动力没有多少，更严重的是，上千人中既没有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也缺乏有经验的农夫。勉强播下的庄稼要么被害虫啃坏，要么长势不佳，另外，因为罪犯责任心不强，牛群不断走失，家禽逐渐病亡。当时的澳大利亚正可谓五谷不登，六畜不旺，连口粮都无法自给自足，生活只能依靠英国的供应。

屋漏偏逢连夜雨，仅存的一艘补给船失事沉没；计划中驶来澳大利亚的第二舰队又延期离英；派去南非求援的军舰也遭遇海难，眼看新殖民地就要因断粮而毁灭，总督只好以身作则，带头削减粮食，积极自救。

流放的犯人干重体力工作，配给的粮食很快就吃完，饥饿的时候不得不故技重施，偷取食物。菲利普总督对此严惩不贷，他明白自己的任务是开垦新的殖民地，而不是打造流放犯人的大监狱，所以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社会秩序。面对罪犯们故态复萌的行为，他决定下重手处罚，以儆效尤。六名士兵因结伙偷窃仓库粮食，被处以死刑；一名犯人偷了一个土豆，被鞭笞三百下，禁闭6个月。

雷霆一般的处罚行为起到了作用，殖民地没有崩溃，而是平安等到了英国舰队抵达悉尼湾。船队带来了粮食、信息，以及更多的罪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菲利普总督制订了发展殖民地的新方针，他认为罪犯已经无法满足建设的需要，于是发起了免费赠送土地的“恩赐制”，用这个办法来吸引英国国民自愿来澳大利亚。所谓“恩赐制”是指，自由民只要来澳大利亚，每人获赠30英亩土地，有配偶的再加20英亩，带子女的每个孩子另加10英亩。殖民地的政府官员，甚至刑满获释恢复自由身的罪犯，也能获得同等待遇。

菲利普总督以发展农牧业为首要目标，他不仅要让澳大利亚自给自足，还要把这里变成粮仓，为大英帝国提供粮食和牲口。鉴于知识和技能的不足，总督花钱从英国聘来50位农业专家，指导殖民者开荒种田，开发悉尼附近的肥沃的土地。

菲利普总督于1792年12月离开澳大利亚返回英国，他走时殖民地人口已达3000人，耕地面积达1700英亩，另有4000英亩赠送给自由民和军官。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彼时已经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同时，这块殖民地也由罪犯们的流放之地，变成了自由人趋之若鹜的新家园。

澳大利亚作为南半球不可多得的大陆，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表面上看，它一开始是被英国相中作为替代北美流放罪犯的不毛之地，但实际上，大英帝国的计划并不是把这块大陆变为一所海外大监狱，那样就大材小用了，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将澳大利亚建成第二个不列颠。

梦想是美好的，要实现它却要付出极其巨大的代价，没有人愿意远赴万里去开拓一块陌生的土地，所以英国政府只能打着流放罪犯的幌子，迫使一大批罪不至流放的无辜者踏上征途。首批踏上澳大利亚土地的英国人，与其说他们是罪犯，不如说是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他们作为大英帝国宏大计划的一份子，没有获得开垦先锋的荣誉称号，但他们栽的树，却为后人带来了荫凉。

由于罪犯们前期的付出，澳大利亚不再荒芜，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大批英国自由民被吸引至此。这些自由民与获得自由的罪犯通力合作，开垦荒地、疏通水源、繁殖牲畜，渐渐建成了6个殖民地和1个北领地。不久之后，为了解决共有的难题，谋求相同的利益，几个殖民地开始深入接触，迈向了统一之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最终迈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