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坐拥11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1亿多的人口，是非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自2004年至19年，其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31%，而且其在19年的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图瓦卢和卢旺达。
亮眼的经济数据让其成为非洲的发展样板，一众经济学家为之侧目，甚至有了埃塞俄比亚能够成为下一个中国的声音。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从来就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与本国的资源、政治、社会、人文、甚至是气候都息息相关，也与国家的地缘格局和世界产业体系发展密不可分，埃塞俄比亚想成为下一个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的比对基础：经济后发优势具备无限可能？
不止埃塞俄比亚，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经常被拿来与中国比较，似乎一切能够维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都存在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可能。
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是做出此论断的理论基础，诚然，这一理论能够解释“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印度、越南等经济体在某些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成就。但是，经济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后发优势不是具备无限可能的万金油。
后发优势的关键在后发。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业基础普遍薄弱，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不存在合理的产业结构，大部分人口仍以从事农业为生，没有管理经验，也不具备工业技能，所以劳动力资源既丰富又廉价，这是后发优势的基础所在。
一个落后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只能是承接先发国家的淘汰制造业，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资本、技术、管理的引进和本国劳动力的消化及升级。对后发国家而言，承接的产业虽然落后，却十分成熟，这个成熟不仅体现在其技术和设备上，更体现在与产业配套的制度和管理上。
这些成熟的产业于先发国家而言，是历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艰难探索，期间难免有失败和浪费，但于后发国家而言，却因为有了先发的借鉴经验，可以避免踩雷，少走弯路，既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又因为自身几乎不存在的体量而减少了先发国家根深蒂固的种种制约。
除此之外，由于这些先发国家现阶段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其淘汰出的产业，后发国家甚至可以在承接产业后于某种程度上“预测未来”，这又使后发优势不仅仅当下表现优异，其后劲也是足的很。
后发优势的痛点也是后发。诚然，与先发国家相比，后发国家存在成本、时间和经验上的优势，但后发国家也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后发！
产业转移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但不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后发国家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被动承接的产业绝大多数都是被淘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便如此，产业转出国也会对产业中的技术设备进行严格的限制封锁，以便收割最后一波产业红利。
经济后发优势，是埃塞俄比亚等新兴国家与中国比对的基础，但这个基础不具备无限可能性，这是一个单向的被动过程，在某些关键领域和特殊时期，被先发国家“卡脖子”是司空见惯的。
即便是中国，哪怕将后发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甚至在此基础上通过其他因素的支撑进行了突破，仍然不得不面对某些先发国家的技术制约和贸易壁垒。
而埃塞俄比亚呢，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发展窗口期，无论是先发国家的体量还是同质竞争的国家数量都与彼时中国面对的大不相同，此时的后发优势已经不足以支撑埃塞俄比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了。
埃塞俄比亚的内伤：民族矛盾难解，政局稳定难保
经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埃塞俄比亚松散的联盟体制是基于自然条件和民族因素下的无奈选择。
而这种松散联盟的缺点非常致命，如果没有强力的中央集权约束，民族主义很容易发展为分离主义，民族矛盾很容易引发国家内战，而这些很有可能葬送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难以化解的民族矛盾造成了埃塞俄比亚的政局不稳，不仅威胁着它的国家安全和统一，也是其经济发展的致命内伤。
民族矛盾是埃塞俄比亚政局不稳的最主要因素。事实上，无论是之前提格雷民族的梅莱斯和南方州的海尔马里亚姆，抑或现任的奥罗莫族阿比，在经济的开放政策上并无过大的分歧和频繁的更改，但是，再好的政策没有稳定环境的支撑都是不长久的。
人口占比少的提格雷民族在推翻埃塞俄比亚军政府的统治战斗中居功甚伟，也因此统治国家长达几十年，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纵观古今中外，少数民族的统治往往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在国家工业化路程上，随着民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视野眼界的开阔，觉醒的民族主义很容易成为国家内战的导火索。
15年埃塞俄比亚首都的城市扩张计划引发了奥罗莫人的抗议，引起的骚乱破坏了数十家外资工厂，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一度出发了国家的紧急状态，在多次平息无果后，政权由少数民族交予多数民族已不可避免。
奥罗莫至上的民族主义得不到秉持温和路线的阿比总理支持，被迫下台的提格雷人也不满于从执政者沦为边缘人的结局，“提人阵”和繁荣党的政治对决逐渐失控，演变成最坏的军事对抗。
20年11月的埃塞俄比亚内战至今尚未尘埃落定，即便联邦政府完成了军事上的占领，估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要面对地方分离主义的威胁，毕竟，按照埃塞俄比亚的宪法，每个民族都有自决和分离权。
政党对立对抗，民间也是麻烦不断，20年6月，奥罗莫族歌手哈恰卢被杀引发了种族骚乱，有上百人因此丧失了生命。
阿比总理
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对经济上的影响不限于当下的财产损失，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发展的影响。
其一，影响投资者的信心。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一个投资者愿意把资本和技术置于险境，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这是后发优势的源头，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而言，这是基本的增长动力。
其二，影响产业规划和深化改革。经济落后国必须为了配套产业规划和经济发展而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多领域的改革，这是理论界的共识，也已经被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证明。所有的改革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权政府的大力推行和多数民众的支持，而这两点都是埃塞俄比亚无法做到的。
其三，错失战略机遇。全球范围内，具备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开放经济政策的，远远不止埃塞俄比亚一个国家，甚至从地理位置、运输条件、自然资源等方面来看，很多国家比其更有优势。
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出国有很多的选择余地，但埃塞俄比亚承接产业的机会却只有一次，一旦错过，在全球经济的技术驱动日渐乏力的情况下，就很难再有作为了。
可以说，埃塞俄比亚难解的民族矛盾和难稳的政治社会环境是其致命内伤，如果处理不当，莫说成为世界工厂，倒退二十年也不无可能。
经济体的多元化发展：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也只有一个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会成为下一个中国？越南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印度会取代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地位？当然不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经济成就不可能被别国完全复刻。
除非他们有几千年传承发展的悠久文化；除非他们曾站在世界之巅并一直怀揣复兴梦想；除非他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领导；除非他们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团结共识；除非他们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十四万万人民。
国情不同，经济模式和发展路径必然不同，我们应该充分尊重世界各国的基本国情，倡导全球各经济体的多元化发展，避免过多的同质化竞争，不必再探讨哪个国家会成为下一个中国，而去研究如何发挥出本国的比较优势。
世界上只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也只有埃塞俄比亚人才能决定其国家的发展规划和国际定位。中国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投资来源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优惠贷款，极大促进了其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产品出口市场。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保持密切的经贸往来是想让其成为下一个中国吗？这在逻辑上显然难以自洽。事实上，中国一直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经贸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战略，所以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肖梅·托加才会期待两国关系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也许，埃塞俄比亚人从来都没有成为下一个中国的规划和定位，他们只是想拥有一个更美好的埃塞俄比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