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于和病毒共存，继续正常生活吧”

2020年12月2日上午日出时分的英国布莱顿码头，布莱顿游泳俱乐部 （英格兰最古老的游泳俱乐部）的成员在太阳升起时开始时踏入冬季的海水。成员们不愿穿潜水服御寒，他们宁愿慢慢适应冰冷的海水。

英国疫情：

一边是恐惧，一边是淡然

文/刘萃 摄影/Jonathan Browning

1月8日，伦敦市长萨迪·可汗（Sadiq Khan）宣布伦敦进入“重大紧急事故”状态。伦敦平均每天接到医疗急救电话8000个，急救车在医院外等待数小时才能为病人获得急救床位。英国全民医疗系统（NHS）的伦敦医疗主管范·迪瓦卡（Vin Diwakar）发出警告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伦敦南丁格尔方舱医院开放，该市仍然会在1月末有2000个病床的缺口。

因为众多同事感染新冠病毒或处于隔离状态，加上病人每日入院人数和死亡人数激增，很多一线医护工作者也一直处于精神和体力双重透支的状态，而且因为看不到疫情缓解的出路而充满绝望。

“保持冷静，继续前行”

然而，一边是医院里生与死争分夺秒的搏斗，另一边却是人们生活的一如既往，甚至看不出疫情带来的影响。

当你走在街道上，会发现在室外戴口罩的人依然屈指可数。你路过咖啡店门口时，会发现依然有不少人排队购买饮料和食物，碰到熟人打招呼、聊天，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防护措施。当你路过超市门口时，会看到很多人一出超市就迫不及待地摘掉口罩。当你路过公园时，会发现人们从容地谈笑。虽然也有的人注意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而孩子们则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踩泥坑、挖树洞、堆树叶、爬大树，或者追逐鸽子和松鼠。公园的小卖部前经常排起长队，大人和孩子们买来咖啡或糖果，自由自在地享用。一到周末，公园更是热闹非凡，甚至人潮汹涌。

1月4日，随着变异病毒使疫情加重，导致英国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不得不再次宣布开始实行新一轮封锁，并提出如没有特殊原因民众一律在家的要求。然而封锁令并不能阻止民众在晴好的周末，去公园和街道散步和锻炼。

看到这一切，你会怀疑那些可怕的新冠疫情数据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一边是关于疾病、死亡的恐惧，另一边则是关于生活、日常的淡然。英国人面对新冠疫情的态度，也许是这个国家和民众面对危难时刻的一种惯有的应对方式。

《经济学人》杂志分析说，这或许反映了典型的英国人性格：低调勇敢而坚韧不拔。这样的性格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二战”期间，英国人在德国空军的轰炸中，仍可以悠然地喝茶；在炸毁的图书馆里翻找完好的书，站在废墟里淡定地读书，而对头顶呼啸而过的战机视而不见。

关于“二战”的记忆或许因为年代太过久远而失去了对人性中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关照，但当年用以鼓舞民众的口号“保持冷静，继续前行”也确实反映出英国人在面对困难时那种拒绝屈服的精神，并且变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是不正常的。但另一方面，这种不管发生天大的事都要保持一如既往、一切如常的态度，也让英国这次在面对新冠疫情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世界公认的抗击新冠有效的方法需要英国人在习惯上的改变、对固有生活和认知的调整，在某些方面必须让一向以礼仪著称的英国人走出舒适区，作出在正常时期显得“不太礼貌”的事情。比如，为了保持社交距离，不在公共场所给他人扶门；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必须戴口罩，从而遮挡住自己的面部。这对于把尊重礼仪和与人互动当成社会关系核心纽带的英国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没法去酒吧和朋友喝上一杯并聊天，这样的日子似乎就变得了无生趣，少了与他人的交流，人们仿佛感到无所适从。抗击疫情的必要措施与英国长久的社会文化基础产生了剧烈的碰撞，让英国人觉得为了维护社会文化氛围，可以不惜违背抗击疫情所需要的个人牺牲。

“这里有一种虚张声势，一种像士兵一样不畏病毒的英勇豪迈。”居住在伦敦的巴勒斯坦裔作家萨尔玛·得巴（Selma Dabbagh）以旁观者的姿态一语道破：“这里的普遍看法是，习惯于和病毒共存，继续正常生活吧。”

2020年5月30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 封锁逐步解除，开始允许6人一组外出聚会，布莱顿海滩充满节日般的气氛。在经过春天漫长封锁期后，很多人（大多数是年轻人） 前往海边找点乐子放松身心。

最阴郁多雨的一月

然而，背负着脱欧使命的英国保守党右翼政府，在面对新冠全球大流行的挑战时，一次又一次的策略失误，不仅让英国这个堪称全球流行病管理最先进的国家变成了全球新冠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导致社会信任进一步缺失。民众对英国政府抗击疫情中政策的极端不连续性也感到失望，作为个人，他们也无法齐心协力地配合执行政府的决策。

在中国疫情暴发后果断地舍弃暂时利益，用封锁武汉来宣布新冠病毒给人类带来严峻挑战之时，英国居然完全没有任何警示；对于亚洲新冠疫情的蔓延，表现出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优越感，似乎英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与众不同，会让他们的国家在全球大流行中能够安然无恙。

与此同时，英国媒体和政府将新冠病毒比作一种新型流感病毒， 并且提出了备受争议的“群体免疫”理论。在最初的应对策略上只是强调洗手的重要性却不承认口罩的防护作用。首相约翰逊感染新冠病毒的经历并没有促使他采取更坚决、有效、连续的措施来控制局面，最后导致民众对政府彻底失去信任。

经济封锁带来的关于对“生命”和“生计”的讨论也在英国社会不断发酵。最后，支持尽早全面开放经济的言论占据上风，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支持“群体免疫”理论。很多人认为，一旦封锁太久，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加大以及公司倒闭或裁员增多，会对社会整体发展和个体利益带来严重后果。

然而，担任爱丁堡大学全球公共卫生主席的著名科学家德维·斯里达尔（Devi Sridhar）教授就指出：“英国政府一直把新冠病毒当作流感病毒处理而不是类似SARS病毒来处理，这是一个根本性错误，这一失误不仅让个体生命和整个医疗体系受不到保护，也让国家经济付出了惨重代价。”

随着疫情不断加重，每天确诊人数暴增到近6万，死亡人数每天增加1000以上。眼下，英国人面对的，是在最阴郁多雨的一月，迎来新一轮更加严重的疫情。虽然疫苗已经在优先群体中开始注射，但这是一场病毒与疫苗的赛跑，短期内战胜对手的前景并不乐观。

前世界卫生组织（WHO）主管、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安东尼·卡斯特罗（Anthony Costello）说：“英国现在必须向亚洲国家学习，采取更严格的手段，明确要求戴口罩，保持两米社交距离，同时关闭幼儿园和宗教场所。我们需要彻底把变异病毒控制住，否则病毒会继续迅速变异到成功对抗疫苗的程度，到那时，我们就真的麻烦大了。”

在一切淡定从容的表面之下，是英国政府无法坚决制定和执行连续有效的抗疫政策，导致民众只能不断地对各种问题和形势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承担后果的，也是民众自己。然而，在面对史上罕见的全球大流行时，个体的力量十分有限，英国人除了惯有的“保持冷静，继续前行”，能做的也许真的不多。